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可以忽視“真相”。

而現在的蘇斯洛夫則不一樣，他也追求真理，但是極端地恪守真相。也就是說，蘇斯洛夫對自己，對其他人的要求是：事情必須辦好，但是在辦事的過程中，一舉一動都不能偏移既定的規則。如果偏移了，那就算事情辦得再漂亮，那也是不能容忍，必須接受懲罰地！

用咱們華夏的話說，蘇斯洛夫這人是人至察則無徒，水至清則無魚，就是一個裝在套子裡的人。很顯然，捷爾任斯基並不是這樣的人，在手段和結果之間，他不會只注重任意一項，他會綜合起來看問題。只要結果良好，哪怕是手段有一定的瑕疵，他也會抬一抬手放過。比如現在的李曉峰就符合捷爾任斯基的判定。

為什麼蘇斯洛夫和捷爾任斯基會有如此大的差距呢？那是因為捷爾任斯基在實際工作中發現，沒有任何事任何人是十全十美的，尤其是人類社會這個複雜的集合體中，有太多的利益糾結和感情干擾，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這也就決定了當一個人開展工作時，目標越高，需要應對的困難和問題就愈發的多。在面對這些困難和問題的時候，既定地規則往往是沒有作用的，在這種情況下，只可能有兩個結果——一個是就此放棄，什麼都不做，另一個是另闢蹊徑想辦法去實現。很顯然，後一種辦法肯定是不能完全容於現有的規則的。

蘇斯洛夫的問題就是完全否定了後一種方案，這也就是造成了在他手下除非光吃飯不幹事或者幹一些很簡單的和刻板的工作，否則一旦開展具有難度的創造性工作，那結果就是踩了他心中的紅線，就會被他無情的否定。

看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政壇，那真心是死氣沉沉，為什麼？除了蘇聯的最高權力機構被一群新貴族和特權階級把持了之外，另一條就是主管意識形態的蘇斯洛夫刻板的工作方式扼殺了一切改革和改變的可能。

比較有趣的是，蘇斯洛夫本人也並不喜歡這種死氣沉沉的政治氛圍，也看不慣一干新貴族特權階級的所作所為。他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希望能夠用表率的力量去影響政治走向。可最後的結果呢？毫無意義！

而現在捷爾任斯基就是看到了蘇斯洛夫身上這種不好的苗頭，他相當懷疑，如果蘇斯洛夫接了他的班，今後蘇聯政壇只多了一個裝在套子裡毫無作為的人。

所以，捷爾任斯基選擇用李曉峰做例子點醒蘇斯洛夫，他想要告訴蘇斯洛夫該怎麼去處理規則和結果之間的關係。這個世界上永遠都沒有十全十美面面俱到的規則，在尊重規則的同時，也請給想要有所作為的人留下餘量，別用規則徹底扼殺人類的創造性。如果真那麼做了，最後留下的恐怕就是一群深諳規則卻最善於推諉毫無作為的官僚。

而這也是捷爾任斯基為什麼能容忍李曉峰的主要原因，鐵面人能看出某仙人的出發點還是好的。不過很可惜，蘇斯洛夫卻不管這些。

“按照您的說話，那豈不是不管什麼人打著維護國家利益的幌子都可以肆意地踐踏法律法規了？那我們還能用什麼維持這個國家的正常運轉？”蘇斯洛夫顯得很憤怒。

捷爾任斯基嘆了口氣，他能看出蘇斯洛夫還是沒能理解他的意思，他依然無法把握好那個度，依然以為規則是萬能的。不過他也不著急，只是吩咐蘇斯洛夫繼續去調查。

為什麼，捷爾任斯基什麼都沒做呢？因為他很清楚，李曉峰的處事風格最近這些年是鍛鍊得滴水不漏，明明某人是違反了規則，但是最後規則卻奈何不了某人。擅長鑽空子的他有的是辦法讓恪守規則的蘇斯洛夫無話可說，那時候蘇斯洛夫所堅信的那種刻板的規則將不擊自碎，而他需要做的就是在那時候做好引導工作。

蘇斯洛夫很快就開始進入工作狀態，他廢寢忘食地翻閱案卷，約談幹部，用盡渾身解數試圖維護所謂的“正義”，不過很快，他就陷入了困境。

按照他原本的想法，阿帕納先科和梅赫利斯叛國一案是存在重大冤情的，必然有為被冤枉的阿帕納先科和梅赫利斯喊冤的人。但是讓他驚奇地是，經過他的走訪以及約談，為那兩位喊冤的人實在屬於極少數。

除了一部分本來就涉案的阿帕納先科和梅赫利斯“反黨叛國”集團成員喊冤之外，遠東紅旗方面軍的其他領導，尤其是還剩下的那些高階軍官，對李曉峰的決定是贊成和支援的。其中最堅定的就是雷恰戈夫和第40步兵師原師長，這兩個人對阿帕納先科和梅赫利斯簡直是恨之入骨。

僅僅是證人的證詞也就算了，更讓蘇斯洛夫無語的是，阿帕納先科和梅赫利斯在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