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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李可夫既不願意承認更不願意相信某人有這種天才，這種恐怖的看穿事物本質的能力，之前恐怕只有馬克思才有吧？如果承認某人有這種能力，豈不是要承認某人有成為下一個馬克思的可能？而承認了這一點，豈不是說某仙人就是正兒八經的接班人了？

李可夫是堅決不願意承認的，因為他的好基友跟斯維爾德洛夫是存在競爭關係的，布哈林比小斯還小三歲，完全可以跟小斯一爭長短。而如果李曉峰有這種恐怖的能力，以他跟小斯的關係，那等於是給小斯接班大大的加分了。這讓李可夫如何能忍？

可問題是，不承認李曉峰的能力，是需要有真憑實據的。就算要抹黑某人，也得有把柄不是。可是自從參加革命以來，李曉峰幾乎就沒有犯過任何一點兒錯誤，一直堅定的站在列寧那一邊，並且在每一次即將發生轉折的時刻，這位都會無比正確的選對陣營。這麼完美的履歷根本就沒辦法下黑手啊！

李可夫敲了敲腦門，對於即將到訪的某仙人表示十分無語，如果有可能的話，他一定會想辦法給某人找點彆扭，可是卻沒有任何下手的藉口，甚至外交人民委員會還欠某仙人的不少人情要還，這就讓李可夫愈發的頭疼了。

外交人民委員會為什麼會欠李曉峰的人情呢？那還得從頭說起，蘇聯建立之後，隨著黨內爭論愈發激烈以及徹底擺平一切反革命份子的現實需求，肅反就成為了不可迴避的問題。

肅反一度在當時有擴大化的傾向，契卡幾乎成為了全國的夢魘，不斷地有間諜、特務和對國家和黨心懷不滿的反革命份子被揪出來。其中受衝擊最嚴重的重災區就是外交人民委員會。

本來也是，搞外交工作的，怎麼可能不跟國外有接觸？可是這些哪怕最正常的接觸也經不起國內那些別有用心的傢伙詆譭。那一段時間外交人民委員會幾乎是被各路“狗仔隊”用放大鏡審視，稍微說錯了一句話，哪怕只是一句無傷大雅的牢騷，都有可能被契卡請去喝茶。

而那時候長官契卡的明仁斯基真心是個混蛋，放任手下的人胡折騰。一時間外交人民委員會是雞飛狗跳，所有工作人員全都是人心惶惶，幾乎到了朝不保夕連正常工作都無法開展的境況。

在這個時候，敢於將契卡囂張氣焰打壓回去的就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局在1924年進行了改組），作為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李曉峰可是為不少被打為反革命份子的人洗刷了冤屈，幾乎是硬頂著契卡和內務部迫使肅反沒有全面的擴大化。

那一次行動，李曉峰也被認為是在冒險，是拿政治生命開玩笑，畢竟肅反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同時點頭同意了的事，那時候誰敢反對？可李曉峰不光是反對了，還反對成功了，他不光將一票備受迫害的老革命——比如前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比如曾經的紅軍英雄恰巴耶夫和米羅諾夫，從黑牢和勞改營救了出來，並且還沒有因此得罪列寧和托洛茨基，反而還讓這兩位導師認為某人是黨內唯一敢說實話的人！

說心裡話，當時李可夫是驚掉了一地的眼鏡——尼瑪，這樣也可以？

總而言之，李曉峰那一次也賭對了，而這些回回正確的光輝歷史實在太嚇人了，這讓很多不喜歡某人，甚至對某人恨之入骨的人心理壓力不是一般的大。作為某人的政敵，當你面對一個永遠正確的對手時，那種徒勞感和無力感真心是折磨人。以至於會讓你生出一種某人永遠都無法戰勝的感覺！

李可夫很討厭這種感覺，但是卻沒辦法驅除這種感覺，在這種心理下他跟李曉峰的每一次會面壓力都頗大。那麼李曉峰為什麼要去見他呢？這涉及到一個很敏感的問題——招商引資。

雖然在二十年代早期，列寧為了解決國內嚴重的經濟問題，提出過這方面的設想，希望能夠用國外的資本帶活國內的經濟。不過當時反對的意見很大，托洛茨基就認為這是變相的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強烈地抵制。到了後來，因為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這個政策其實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過到了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之後，隨著外部的封鎖被解除，相關的話題又回來了。而積極倡導吸引外國資本的代表人物就是李曉峰。

李曉峰這一回是拿托洛茨基全面發展工業的，尤其是要重點發展重工業這個路線當幌子了。他提出：“要實現全面的工業化，就必須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而當前我國對外貿易的壓力是比較大的，農產品滯銷導致我們沒有辦法獲得引進外國技術的資金……在這種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