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的繁榮也給朝廷帶來了極大好處。朝廷的賦稅收入噌噌地往上增。貞觀四年，從商業方面徵收的賦稅不到一百萬貫，只佔全部賦稅的一成左右。貞觀五年，商業方面的賦稅達到了兩百萬貫，到貞觀六年商業賦稅更是突破了五百萬貫。這個數字差點讓兼任度支郎中的房玄齡驚掉眼珠。

一個賢明的君王非常清楚賦稅是怎麼來的。所以，賢明的君王對賦稅問題看的無比慎重，除非不得已，一般不會提高稅賦，甚至有的君王在登記詔中明確寫上“永不加賦”，以換取百姓對他的擁戴。如果適逢太平年景，君王還會降低賦稅，減輕農民的負擔。漢朝初年，賦稅的比例是十稅一，後來天下太平，為減輕農民負擔賦稅變成了十五稅一，最低時曾達到三十稅一。即便如此，漢朝的國庫裡依然十分充實。據史籍記載，當時國庫裡的糧食太多，陳糧還未來得及吃掉新糧就運來了，以至於陳糧黴。錢庫裡舊錢還未花出去新錢就來了，以至於串錢的繩子都漚斷。當然，這種情況是由於那段時間沒有大規模戰爭所致。而且如果不是文景時期的休養生息，漢朝的家底子變得厚實起來，漢武帝也沒有能力征討匈奴。

賦稅的主要來源是土地和農民。以往歷朝歷代，農稅才是朝廷的根本。朝廷想要增加賦稅，在不增加農民負擔的情況下，只有讓農民不斷開墾荒地，擴大種植面積才能實現。至於商稅，由於數量少，徵收難度大，在貞觀五年以前只不過是個朝廷賦稅中可有可無的陪襯而已。不過，貞觀五年之後，李世民意識到了商稅的重要xìng。因為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商稅增長了四倍而且沒有提高稅率，增加商戶的負擔。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效果，是因為商稅與農業稅有著本質的區別。農業稅的雖然數額非常龐大，但增長極為緩慢。除非提高稅率，否則不會有大幅度的增加。不過提高稅率只是改變了分配比例，屬於典型的féi了朝廷瘦了百姓，這樣做只會使百姓怨聲載道。但商稅不同。商稅只與商業往來的規模和次數有關。打個比方說，按照十稅一的比例來納稅，一個商號一年的jiao易規模是二十萬貫的話，應jiao稅額為兩萬貫。放在以前，由於資金流通度的限制，要達到二十萬貫的營業規模商號所需本金至少要十萬貫。但現在有了錢莊之後，資金流通度不再是限制，商號拿著十萬貫的本金一年內可以做比以往更多次生意，在利潤率相同的情況下，營業總額相應的增加了，所jiao的稅額也將隨之提高。簡單來說，商稅是商號féi朝廷也跟著féi，商號瘦朝廷也瘦。

商稅的增加讓李世民嚐到了甜頭。以前因為稅賦少，要辦的事太多，所以他一直嚴格約束自己，日子過的極為樸素，甚至有些寒磣（比起那些豪門鉅富來說，李世民的生活真算不上奢侈）。現在商稅增加了，他手裡有餘錢了，就能幹一些以前想幹而不能幹、沒錢幹、不敢幹的事。比如，藉著給李淵養老的名義修建永安宮（即後來的大明宮）。李淵所住的太安宮，位置處於低窪地帶，夏天時極為悶熱。冬天又溼冷，李淵住在裡面頗有些不高興。李世民一直準備將避暑的永安宮擴建，好讓李淵能住開心。

其實李世民早有計劃擴建永安宮。只是自從登基以來他手裡的錢一直不寬裕。雖然沒有達到捉襟見肘的地步，卻遠達不到擴建永安宮的需要。所以當李世民第一次提出擴建永安宮時，迎接他的是魏徵一通猛批以及房玄齡拿著賬本的好一番教育。見兩大宰輔都反對，李世民只得訕訕無言的斷了這個念想。現在國庫充裕了，李世民便又提出擴建永安宮。這次，房玄齡不說話，魏徵自己孤掌難鳴只能應允。

不容易啊，不容易。見到魏徵服軟李世民心裡的那個激動就別提了。自從將魏徵收歸麾下以來，每次李世民與魏徵這個倔老頭生衝突都是以自己的退讓妥協而告終，極少有自己贏的時候。只有這一次李世民覺得自己終於能在魏徵面前揚眉吐氣了。於是，龍顏大悅的李世民才對李潛大肆封賞。

貞觀七年五月甲申（初八），李世民下詔，因李潛開辦錢莊居功甚偉，特晉兵部侍郎兼錢莊總督；另授銀青光祿大夫，晉武威公。接到聖旨後，李潛立刻上表固辭爵位和散官職銜。

李世民拿到李潛的上表，立刻注意到李潛上表請辭的是爵位和散官職銜，不禁莞爾。大唐官員一般都有三種不同的品級官職。一種是職事官，比如駕部郎中、兵部侍郎、戶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千牛衛大將軍等等，這些官職表示你乾的是什麼職務，所以稱為職事官。這種職事官是有品級的。第二種是散官，比如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