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登門拜訪的這些人都是吃遍全中國的主兒，雖然嘴上不說，但王靜輝也明白這宴飲的菜餚實在是不在這些商人的眼裡，所以也就把歡宴的地方轉移到汴都中的各大酒樓中去，這讓廚房中的大廚們彈冠相慶，鬆了口氣。 王靜輝是從未來到這個時空的，他很明白北宋正處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前夜，由於北宋的統治階級採取不抑制商人和對土地兼併不干預的政策，使得大量無地可種的破產農民大量流入城市成為各行各業的打工一族，這其實就是變相的英國“羊吃人”的圈地運動的翻版，不過相對英國的圈地運動，宋朝的政策更為平和的多，至少只要肯吃苦耐勞，尋求一個飯碗還是不成問題的。這也間接促進了北宋的城市化發展，以至於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就能出現像汴都開封這樣有近二百萬人口這樣的超級城市，遠遠的站在了這個時代人類文明的巔峰。而此時北宋的財政收入中的商業稅也前所未有的超過了農業收入，自北宋滅亡後直到辛亥革命前的這一千年當中，中國的財政收入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想到這裡，王靜輝看著在“瑞福樓”廳中這些歡飲的富商們，默默的想到：“他們也是一支潛在的力量，雖然在政治地位上非常低下，但他們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上來說要比那些大文豪要大的多，只要能夠加以引導、培植，很難說有一天他們可以和這些文人士子有一較長短的能力。” 王靜輝不禁為自己內心中的想法嚇了一跳，因為他是無志與政治鬥爭的，“雖然不想當官，但也不能眼看著那個王安石一上臺就把國家搞得天怨人怒吧？雖然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他的改革使得北宋的政治環境迅速惡化，國家實力大打折扣這也是明擺著的。”他在內心中給自己找了個藉口。儘管王靜輝心中有了這種想問鼎政治的想法，但這也只是一閃而過的念頭而已，他甩了甩有些發沉的腦袋，把這種可笑的想法驅除出去後，便混在這些富商中間周旋去了。 在過年期間，來拜訪王靜輝的文人一開始也不少，畢竟是新一代汴都詩詞大家的代表，並且他的詩詞受到了不少大家的稱讚，就連歐陽修這樣的文壇首領也對此稱讚不宜，所以慕名而來的人還是不少的。但讓王靜輝奇怪的是這些人越來越少，最後才想到：自己熱心招待來訪者是無差別的，文人和商人在宴會上共處一堂，雙方沒有什麼共同語言，甚至是彼此互相鄙視。商人逐利的特性讓他們可以放下架子前赴後繼來到他這裡，而這些書呆子可摸不下這個面子，認為和這些“食肉者鄙”的商人共處一堂是對他們的侮辱，他們此時也想到了王靜輝的另一個身份——汴都開封的大商人，這讓這些清高的文人漸漸地對他開始疏遠起來。 王靜輝想通這一節後，也不禁對這些非常有“氣節”的讀書人感到好笑，雖然感到可惜但也沒有辦法挽回，事實上他的心中正渴望這些來訪額文人能夠給他一些空間，畢竟和他們聚會除了做詩詞、說風月以外沒有一件正經事，所以也就樂得他們的疏遠。不過王靜輝也清楚宋朝的文人圈子還是非常有氣節的，只有少數兒敗類因為金錢而折腰，相比之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人可是少有這種氣節和精神，比例上剛好與之調個。 王靜輝雖然沒有把這些文人放在眼裡，但最起碼的尊重還是必須的，畢竟在中國漫長的文明歷史上，文人的政治地位是遠遠高於商人的，尤其是在宋朝這樣的環境中，文人的地位更是不可動搖的，否則即便你權勢再大，連皇帝都要對這些讀書人禮讓三分，如果得罪這樣一個階級，其後果可想而知。 為此他還專門抽出兩天在開封最大的酒樓中擺宴來答謝這些曾經給他拜年的文人，在宴會上他還為每個人準備了一本剛剛編纂印刷出來的《唐詩三百首》來作為禮物贈送給他們，這也讓這些文人感到王靜輝是十分尊重他們的，更重要的是王靜輝在宴會上對他們宣佈：如果哪位文人寫出非常出色的詩詞文章，交給商務印書館透過稽核後，可以以個人專輯或者多人合集的方式出版，甚至可以獲得相應的稿酬。 這個訊息對於這個時代的文人來說無疑是久旱逢甘霖，雖然宋朝的出版業是十分發達，甚至是蘇偶像今天在汴都寫出的詩詞，明天就可以在遼國的上京街頭傳誦，這雖然很誇張，但也說明了宋朝傳媒的力量有多大，但雕版印刷的成本極為高昂，能夠靠出版書籍賺錢的文人只有蘇偶像那個級別的文人才可以，但畢竟能夠達到這個級數的文人還是鳳毛麟角，沒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他們也不能獲得利益，他們也不在乎在這上面有所斬獲了。但古代文人的志向之一便是可以讓他們的作品流傳與世，為此很多人不惜自己掏腰包來自費出版作品，但這樣富有的文人還是很少，更多的文人的優秀作品都被時光所埋沒了。 王靜輝這樣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