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個土邦組成的混和體。

這些各自處於半獨立狀態的土邦，在英國統治者的干涉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但實際上各土邦中懂英語的只是少數人，甚至基本存在所謂的“高種姓”之中。而占人口絕大部分的底層，則依舊使用著各地的方言土語，語言不通是印度的首要難題。

解放軍佔領了東北印度五大土邦之後，幫助印共在這裡建立政權時，方才發現印度的情況比預想中要複雜得多。

首先，印度人的奴性，遠勝中國，更勝過歐洲的那些國家。

在中國歷史上，兩千年前就產生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日子過不下去，就幹統治者他女良更是被民眾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太平時代，皇帝或許是高高在上，但日子一旦過不下去走投無路了，那就是遍地都是“兩個人”（陳勝吳廣），造反成功後殺皇帝全家。

清末，哪怕中國在蠻清的兩百餘的愚民統治下，但反抗的思想火花從來沒有熄滅過。到了辛亥揭杆而起，五四時更是爆發了“新文化運動”思想大解放的浪潮。

但印度沒有這種傳統。幾千年奇葩的印度教“修來生”思想的洗腦下，絕大部分的印度人都認為只要今生多吃苦，來生就能投個好胎。

其次就是印度持續了數千年，奇葩無比的種姓制度。

第三，印共就是一個十分鬆散的組織，雖然名義上都叫印度共產黨，但實際上組織成份組織成份極其複雜，派別極多，名義上雖然歸最早的負責人羅易（這是印度共產黨的創造始人）指導，但其對印共各地方組織的控制力度，遠不能中蘇兩家相比。印共自己對基層的控制力度，也幾乎是零。

之所以會這樣，原因很多。一是印度雖然不斷地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打擊，但遠不能和中國、蘇聯革命時面臨的嚴酷形勢相比。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艱苦的環境最磨鍊人，兩萬五千里長徵加八年艱苦的敵後抗戰，方才煅煉出了後世那支無敵的鐵軍。相對於中蘇革命歷程的艱辛，印共自1920年成立後，在印度一直待到1934年才被英國殖民者宣佈為非法。1935年中國事變後，英國殖民當局加大了對印共的打擊力度。但是英國政府對英屬印度的控制程度並不高，打擊力度也很有限，僅能抑制其在表面上的公開活動。

某個和印共打過交道的中方交涉如是向首都方面報告道：“過於寬鬆的生存環境，令印共這個組織象個鬆散的小資產階級俱樂部，和第二國際那些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小布林喬亞（即小資產階級份子），社民黨沒啥兩樣。”

成立後的二十多年，印共只想著透過城市工人運動和透過議會鬥爭向英國人“乞得”政權，武裝鬥爭從來就沒有想到的，至於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什麼的，就更是無從談起。

而在談起印共時，林漢則毫不客氣地評價他們道：“就革命性來說，他們甚至連1910年前的同盟會、光復會這類衝動型革命盲動主義者都不如，完全就是右傾投降機會主義者。”

到1940年戰爭結束時，印共在印度的組織形式，比1926年國共合作時還不如，在基層民眾中間根本沒有根基，完全就象個“小資階級俱樂部”，這樣的懸在空中的組織，如何能夠擔任“建國”的大業。

1940年年末戰爭結束時，新中國方面很早就想從印度東北七省撤軍，可是準備接手的印共，卻根無法在這個時期撐起當地的政權。

“這事感覺，就好蘇聯從阿富汗撤前，留下的阿富汗現政權一般。現在的印共，根本就是扶不起來的阿斗。”

在瞭解到東北印度的情況後，林漢如此向漢娜吐糟道。

好在有這個煩惱的人不止中國一家，解放了巴基斯坦之後，蘇聯也在為在巴基斯坦建立社會主義政權而頭痛。他們面臨的問題和中方相同，這兩地的基層力量全被舊式的土邦、部落長老控制，而印共中的巴基斯坦的影響力幾乎可以無視，其本質完全是虛浮於表面的“小資產階級沙龍”，根本難當大任。

這兩個地區雖然在中蘇兩家的刺刀的幫助下，用了兩三年的時間，勉強搭起了國家構架。但是中蘇兩家都明白，若是他們馬上撤軍宣佈不管這裡的事，這兩個所謂的國家第二天就會完蛋。

但是，不管心裡再不爽，這樣的阿斗，還是要扶起來。

在西巴和阿富汗，斯大林的作法是如毛子最愛用的手段：趕鴨子上轎。在幾十萬蘇聯紅軍的刺刀下，強行在這兒進行土改，將土地分給當地的農民。在這過程中引發了當地部落首領的舊政權的強力反抗，而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