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崇禎大旱期間，大量流民湧入遼東，流民在大明的大部分物資幾乎都是遠東商行，盡最大努力籌備的，極大的緩解了遠東公司糧食、物資短缺的情況。

因為對各地的商賈鉅富的情況非常瞭解，而且情報部在公司入主中原之前，也做了大量有針對性的準備工作，使得稅務改革辦公室的初期工作，開展的極為順利。

大明各地的豪商巨賈，身後站的都是士紳官僚和皇族貴戚，他們利用種種特權而經商開店，佔用通衢要市而設肆、開設官店以邀集商賈囤積貨物、借用行政特權挾帶商船私貨，而且不用繳納商稅。

大明朝堂的官僚普遍經營商業，民間商販如果要想有從事商業，並在商場上立足，就必須投靠這些權豪勢要借官府之名色。

而一般小商販和更多的普通百姓，則因為此類加倍的盤剝而瀕於破產，使得“村鎮負擔者俱困”、“倍尅於齊民”。而這也是這個時代權力集團經營商業的通則。

大明一朝，除了皇帝、貴戚經商，明朝制度規定四品以上官員禁止做買賣，不許與民爭利，但這一條始終行不通。

事實上是官愈大，作買賣愈多愈大。比如首輔徐階大規模經營商業的同時，還透過手中的權力直接控制和侵漁地方和中央財政稅收，家中“多蓄織婦，歲計所織，與市為賈”。

朝廷要員這種以自己手中的政治和財政等大權作為家族經商牟利靠山，非常典型地說明了“權力經濟”體制與近現代商品經濟體制的悖逆。

“官愈大，作買賣愈多愈大”的權力法則，也使得明代後期發展極盛計程車紳經商浪潮，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來於此矣。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常�⒊《傘⑹屑��薏皇糝�郎穡�嘌匾暈�Ｊ亂櫻�

士紳階層對於天下幾乎一切重要市場資源的壟斷，已經發展到“相沿以為常事”的駭人程度。商人為了利益最大化，所以通常“託庇於官僚政治之下，積極參與政治”，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