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苞的字）！每個人有自已的命運。不能因為母子私情而壞了忠義節操。你努力吧！”母親話音剛落，趙苞就下令進攻。鮮卑酋長原以為趙苞這個孝子會為了使母親活命而投降的，沒有打仗的準備。經趙苞率軍衝殺，鮮卑人陣腳頓時大亂，殘兵敗將一路退到燕山以北。鮮卑酋長在潰逃的路上，殺了趙苞的母親和妻子。

孝子趙苞勝利回師。他將母親、妻子的屍體裝殮在棺柩裡，泣血祭奠，之後向朝廷上奏本章，乞求允准自己護送母妻棺柩歸葬故里祖墳。漢靈帝派使臣前來弔唁，並下聖旨封趙苞為隃侯（隃，音隃，地名，在今清河附近）。

趙苞回鄉辦完喪事，對鄉親們說：“吃俸祿的官員如果因為私利而逃避職守不算忠，犧牲母親而保全忠義節操不算孝。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母親為我而死，我感到非常慚愧，還有什麼面目活在人間呢？”不幾天，趙苞嘔血而死。

在漢代，忠孝問題的意義與在今天很不同。今天的讀者或許會要聯想到“恐怖主義”或“民族大義”之類，但這兩樣，在那時都不存在。而重要的，是母親被劫一事。古代，“孝”在價值觀中的地位數一數二，陷父母於危境，甚至死亡，是不能考慮的事情。

類似的難題經常發生，儘管不都如趙苞的處境那樣極端。君權與父權，忠與孝，家與國，難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國直躬的父親偷別人的羊，直躬去告發。孔子認為這樣不是正直，而“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才算正直。強調君權的韓非子不同意孔子，他還看到了孝與忠的不可調和，說“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後世則有人說，在家為慈父孝子，在國必為貪官汙吏，――你把公家的東西都搬到家裡來，算不算一種孝順呢？該怎樣協調這些關係？

在春秋時代，家是高於國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當逃兵，這樣的行為也能得到原諒，因為，按鮑叔牙的解釋，管仲不是膽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過昭關，借吳兵以伐父母之邦，來報私仇，當時的人覺得他是正當的，司馬遷還讚揚他“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

秦漢以後，天平越來越往君權的方向傾斜。“忠”的概念發生了變化。以前，“忠”的意義廣泛，後來只指對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誠；以前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包含雙方的義務關係，後來變成單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漢人編了一本《孝經》，在裡面，什麼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這本書應該叫《忠經》才對。同樣是漢人編的《禮記》，講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這和孝有什麼關係？――這是漢人在設法模糊忠與孝的衝突。

但這種衝突畢竟沒辦法給全抹掉。一方面，君主的統治是仿照父權建立起來的，把父權否認光了，君權何所依傍？另一方面，個人生活，家庭關係，都是如此強大的事實，怎能視而不見？所以趙苞的處境，依然沒有一種兩全的出路。劉邦說“幸分我一杯羹”，在漢代給吹捧為“不以父命廢王命”。但劉邦是皇帝，趙苞不是，怎麼敢那麼說？

宋代的哲學家程頤，給趙苞出了個主意，說他可以先辭掉遼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鮮卑人那裡贖回母親。這個主意在實際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沒有觸到問題的實質。――不妨看另一個更鮮明的命題：假設君王與父親都得了一種重病，而只有一丸藥，只能救一人，那麼，該救誰呢？

這個問題是曹丕提出來的。程頤肯定知道這個命題，但沒有回答過。

忠孝衝突，揪扯了好幾千年。孝，以及與之對應的宗法結構，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權的東西，但當君權越來越強大，“忠”越來越被強調時，與之頡頏的“孝”，也越來越添進些可怕的內容，――割大腿肉來給父母治病，這樣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後世則更有刺心截腸、剔肝摳眼等等，十分恐怖。為什麼會走到這樣的極端？

第三十六章　皇子與公主

也許問題不在於“忠”“孝”這些範疇本身，而在於缺少一種普遍的正義觀，高於具體人際關係的價值。　前面我只說“家國”、“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說“公私”，就是因為古代幾乎沒有我們今天願意稱之為“公”的結構，家也是私，國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統治者的私有之物。我們可以說“古代社會”，但得意識到那種“社會”並無清楚的邊際，也無自己的價值體系。那種社會沒有管理，像個戰場，任由強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類的狹念像野獸一樣不受羈束地馳騁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