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款，要求以國際公法為準繩，“爭國家之主權”。

鄭觀應向政務院指出了保護性關稅政策對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地重要意義，說“凡我國所有者，當輕稅以廣去路；凡我國所無者，當重稅以扼來源。收我權利，富我商民酌盈濟虛，莫要如此千萬鉅款權自，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稅政大有俾益，而於中國國體所保全者為尤大也。”，他尤其反對中國海關僱傭外國人，說“稅則既定專條章程盡人能解，何用碧眼黃髮之徒，越俎而代治乎？”

鄭觀應地要求實行“保護性關稅政策”以促進中國民族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地主張，得到了“議政院”大多數人的贊同。

“議政院”和“全國工商總會”的人都認為，如果這個問題不得到有效解決，即使有了好的規劃，中國的工商業也會因為無法和洋人平等競爭而最終陷入困境。

這個如何修改中國進口關稅稅率的問題，其實也就是中國收回關稅自主權的問題，現在就這麼的擺在了李鴻章等人的面前。

中國的海關多年來一直是由外國人把持，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少有的奇特現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根源其實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被迫和英國以及其它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當中的“協定關稅”條款，而後來中國海關徹底為外國人所把持，則是因為上海小刀會起義導致中國海關無法正常執行，結果為外國人趁火打劫所造成的。

而李鴻章告訴孫綱，中國海關為外國所把持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竟然是因為語言障礙！

海關掌握進出口貿易稅收，是中國和外國之間打交道最為頻繁的地方，而不排除語言障礙即無從開展業務。當時的中國嚴重缺乏外語人才，這是清朝政府不得不承認的事實；“蓋因積習相沿，恥與外人相交，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而外國人的情況正相反，外國人跟外國人之間根本不存在語言障礙；而外國人與中國人打交道時，不少的外國人已經熟悉掌握了漢語，和中國人之間的對話交流沒有語言障礙，這也是當時中國官員不得不承認的，“互市二十年來，彼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優者能讀我經史，於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中國曆來以“天朝上國”自居，恥於向西方學習，“習洋文者稱洋鬼子徒弟，人多非之”，可就沒有人想想連懂外語的人都沒有的話，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結果就是，為了“更好”地“開展”中國海關的業務，讓會漢語的外國人來掌管中國海關的事務，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

西方列強就此提出“茲因難得誠敏幹練熟悉外國語言之人員，執行約章關章上一切事務，唯有加入洋員，以資襄助”的辦法，清朝政府不得不表示同意。

一開始是僱傭洋員，而到後來，中國的海關官員也是由洋人來擔任了。

就這樣，西方列強以中國海關找不到“誠敏幹練、熟悉外國語言之人員”的名義，把中國海關大權從中國人手中一步步搶過去，直接掌握在外國人的手中了。

對於中國因為缺少懂外語的人才導致海關大權落入外國人之手的情況，李鴻章痛心疾首，曾在光緒七年勸告過朝鮮政府，一定要重視對外語人才的培養，學習西方的語言文字，只有這樣，朝鮮的稅務才不至於落入日本人或西方人之手，“從前初開通商口岸，華人罕諳洋文洋語，收稅事件僱用洋人司理。今朝鮮擬與各國通商，日本窺知朝鮮未諳西洋語言文字及稅務事宜，難保不以管稅一職自薦充當。倘僱日人司理稅務，尤恐滋弊。只有暫僱西人之明白稅務兼通漢文者，令其隨同朝鮮所派管關官員，料理收稅，較為妥當。並一面速選聰穎子弟，從所僱西人學習語言文字、稅務事宜。學成之後，自無容再用西人矣。”

中國的海關總稅務司一職，一開始由英國人李泰國擔任，李泰國因“阿思本艦隊”事件去職後，則由英國人赫德長期擔任這一要職。

當孫綱得知中國的海關居然是因為當時缺少懂外語的人才而淪於外國人之手的，心中著實鬱悶不已。

（四百三十四）雙面赫德

（四百三十四）雙面赫德不懂外語所產生的惡果，其實也不光是海關讓外國人奪了這一件事。＇。＇

即使是在後世，中國的學校在小學就開始普及英語教育，但很多人直到上了大學，仍然不能做到和外國人進行有效的溝通和交流。

就拿孫綱本人來說，他的英語“號稱”四級，可在銀行見了外國客戶時一樣張口結舌不知所云。而那天面對紅髮美女尤吉菲爾，他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