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山東發展了新教民113人，同一年卻有128人被開除教籍，就很說明問題了。

由於這幫人起的作用極壞（感覺和後世的“漢奸”差不多），加之雙方本來的相互瞭解就不多，民間和教會之間的誤會和衝突因而不斷升級，遂演變成一系列的“教案”，由於西方傳教士是受外國在華勢力保護的，外國領事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使事件更加複雜化了，1870年的“天津教案”則是這一時期民教問題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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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四教合一？！

1870年5月，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案件（拐賣婦女兒童是孫綱在原來那個時代最為痛恨的事情之一，認為凡是宰了人販子的人國家應該“罪減一等，概此輩人販無有不可殺者”），而恰恰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因為天氣炎熱，疫病流行，教會育嬰堂中收養的多名孤兒患病而死，一時間謠言四起，可更巧的是，有個偷拐兒童的歹徒武蘭珍被一名被當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合作伙伴，這下更是弄得民情激憤，士紳譁然，書院停課，給官府和教堂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天津知縣劉傑將人犯武蘭珍帶到望海樓天主教堂對質，卻發現教堂根本就沒有王三其人，教堂內也沒有人認識這個武蘭珍。

可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得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