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執役。

而更重要的一些的看守倉房、橋津、烽燧等色役，以及參加團結兵的秋冬訓，就只有唐人移民和兩代以上的老歸化戶，才能充任。而里正、坊正、渠頭、典獄、鄉兵番頭等基層職務，也比照此類。也可以用本地多產的大麻（亞麻）、白疊（棉花）的編織品，或是牛馬駱駝驢羊狗等畜類，來抵充服役所費另僱他人。

又次一等的是本地現存的土戶，編戶齊民後就予以保持現狀，他們也是賦稅徭役徵發的大頭和主要成分，幾乎要把出產的一大半都交出來，才能完成正雜稅和售官的任務，但在擺脫了傳統大食統治者和土地貴族的雙重剝削壓榨之後，在唐人的州縣鄉里坊的制度下，各種負擔其實反要相對輕薄的多。

但這次顯然連這些地方也難以倖免了，幾乎是前方摧枯拉朽的橫掃之勢下，是紛傳而至的壞訊息。

拔那汗的動亂，對西征軍造成的巨大影響遠不止如此，由於大量兵力被一再抽調到呼羅珊前線的緣故，連河中地區也開始出現動亂的苗頭，而前線潰退下來的各色藩軍部隊，更是加劇了這種趨勢，

以至於我帶兵進入河中的時候，得到的是嶺西行臺已經戰敗的傳聞，和遍地的人心惶惶，大批新安置沒多久的軍民，開始成群結隊的從屯所逃離，想要逃回錫爾河的東岸。

因此我的麾下，也壯大了許多，僅僅三天沿途收攏的軍民百姓，足足有數千人之多。為此我特別停了下來一天，搭建一個刑臺。

“會不會稍微苛嚴了些……”

這是隨群毆前來的一眾幕僚中某些人的建言。

“法不容輕，特別是我們已經身在外域，周圍都是新歸附的外族，其心難測，他們可都在盯著我們呢……”

或者說嶺西行臺在這裡建立的統治基礎，還缺乏足夠的時間來鞏固，需要鐵血手段來加強一下印象，

因為逃亡的人群中，不乏被指認出來的地方官吏，他們唯一的共同特點就是年輕，或者說這就是嶺西行臺在河中地區的常態，除了布哈拉所在康居都督府和康州防禦使外，任命的官員都是普遍的年輕化，很多鄉官、戍主都是從安西大學堂突擊抽調過來的在校生。

雖然是有拔苗助長的嫌疑，但是為了迅速穩定後方，構架起基本的統治秩序來，但也不算得什麼，治政領民的經驗不足，就只能靠時間來慢慢磨礪了，先把架子搭起來，站住這個名分和許可權再說。

但是年齡少，也意味這涉世的經歷有限，雖然作為安西境內軍民出身的大多數人，往往很早就開始接觸集體生活和軍隊相關的各種薰陶，但這些空降下異域不過數年的年輕官員們，雖然礙於軍隊的強勢，不至於有生命財產危險，在處理地方事務上，就不可避免的收到地方豪族勢力的影響和誘導，甚至被玩弄與股掌之上，也不無可能。

因此這次動亂，就將這些弊端凸顯出來，慌亂不知所措，處置適當，乃至率先逃亡，讓局面更加失控。

幾十名公開受刑的唐人，他們都是派遣在地方的屯戍之官，最高是一名鎮將，最小也是一名戍主，丟下自己領下的軍民，而隻身出逃的無能之輩，明典斬首示眾，以正軍法；帶領麾下軍民主動出走的，也要武出身處以棍刑，文出身則處以鞭笞不等；堅守過一段時間，帶領麾下軍民撤退的，則暫不追究，但需待罪軍中，將功贖過。

這也是我進入河中，第一次沾染上同胞的血，但是非常局勢，懲警效尤，不得不發，血淋淋的事實初步震撼後，那些被強制攔截收攏的逃人中，頓時風氣為止一肅，不管是羞愧，還是畏懼，或是同仇敵愾，讓他們回覆其了過去身為唐人榮耀和驕傲的記憶，這隻新多出來的隊伍，更多了一些哀兵之氣。

有罰，就有賞，然後我在河中初次開帳，評定軍功的時間。

根據《唐六典》，凡以軍功授勳的，戰場上或戰後由隨軍的書記員記錄戰前的情況，戰爭的過程和勝負的結果，同時要記錄每個官、兵殺死或俘虜敵人的數字，上報到尚書省吏部。吏部的司勳郎中反覆審查，驗證為實，然後擬定官階，奏上皇帝，等待授官。謂軍士戰功之等級：

首推牢城苦戰第一等，酬勳三轉，第二、第三等差減一轉。凡臨陣對寇，矢石未交，先鋒挺人，賊徒因而破者為跳蕩；其次先鋒受降者為降功。

以戰前的條件分：以少擊多為“上陣”；兵數（包括戰士人數和裝備）相當為“中陣”，以多擊少為“下陣”

按戰爭的結果分：殺死或俘虜敵人的百分之四十，為“上獲”；殺死或俘虜敵人的百分之二十，為“中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