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經濟的發展，明朝的國庫收入不說比南宋高出許多，最起碼也要持平才對。

可實際上擁有億萬人口的明朝每年中央財政收入僅僅幾百萬兩白銀，遠遜南宋的稅收。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以前白銀並不是市面上的主要流通貨幣，主要流通的貨幣是銅板，一貫銅板的價值約等於一兩白銀。

明朝中央的一年的稅收之所以一直保持在數百萬兩，而南宋動不動稅收就高達1億貫，除開白銀與銅板的換算比例發生的變化外，有兩個原因至關重要，否則清朝順治時候稅收就達到了兩千多萬兩白銀，而明朝即使藏富於民也不止區區的數百萬兩。

第一個原因是，明朝在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以前稅收體制繼承的是唐宋以來的兩稅法，交實物稅，也就是交米麥絲棉等農作物，而不必交銀子。

即使“一條鞭法”推廣後也只是夏糧及經濟作物以銀子交稅，而秋糧依然是以實物大米交稅。

所以，明中後期以前的歲入的數百萬兩白銀，實際上是除農業稅以外的其他諸如商業稅、鹽課稅、礦稅等。

第二個原因是最為重要的，也是明朝中央財政窮困的關鍵。

依照洪武皇帝的定製，明朝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是分開來算的，地方稅收直接歸入地方政府，就地收支，不必上繳到戶部。

根據史料記載，明朝初期每年的實物稅收大概能折算為3000萬石米，以一兩銀子兩石米計算，明朝實物稅折銀大概為一千五百萬兩白銀。

再加上明初中央實際稅收兩百萬兩白銀，以及地方上的總稅收一千四百兩，明朝初期的財政總收入為三千多萬兩白銀。

南宋與明初白銀的購買力相當，雖然明初的稅收比不上南宋，但是比後來的清朝是要富裕許多。

清朝在康熙年間歲收達到近三千萬兩白銀，乾隆時期則近五千萬兩，不過由於明朝中後期日本和南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導致清朝白銀的購買力遠低於明朝，所以明朝的財政收入高於清朝。

正是因為明朝採用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分開的稅收，地方稅收都在當地政府就地支取，這使得地方官吏想盡辦法中飽私囊，隱瞞、虛報、欺騙稅收。

這使得明朝的稅收沒有到達國庫，絕大多數都進了士紳階層人員的手中，也就是所謂的“藏富於民”。

因此導致的結果是大明戶部國庫裡的銀兩可能還比不上一個江南大財主的小金庫，這使得大明每遇到天災戰禍國庫都捉襟見肘，而那些江南士紳商賈卻富得流油，每次向朝廷捐獻的銀兩都有數百萬兩之巨，可謂既佔了便宜又落了一個好名聲。

明朝的財政之所以會陷入窘境，歸根結底與明太祖的出身和經歷有關，洪武皇帝可謂是歷朝歷代出身最為貧賤的皇帝，雖然在元末群雄逐鹿中脫穎而出，但因為他出身的侷限性，使得他的思想帶有嚴重的小農意識。

由於這種小農意識根深蒂固，洪武皇帝極度重農抑商，在他的眼裡或許根本不該有商人這種不勞而獲的階層出現，而他的理想國度是男耕女織，豐衣足食。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這種小農意識的侷限性，當初修建南京宮殿的時候每一個塊磚石竟然都是從各地燒製好後再運到南京，耗費巨大，而洪武皇帝卻沒有想過在南京修建一個磚廠，就地供給磚石。

洪武皇帝對商人的打壓堪稱歷代之最，除了禁止商人穿絲綢，而且還不許商人子女考取功名，直到永樂年間才逐漸取消這兩條限制。

除了對對商業大力打壓外，洪武皇帝由於蔑視商人，故而自然也不重視稅收了，因此所制定的稅收以農業稅為主，明初的商業稅是30稅1，也就是3。33％的稅率，現在看來完全就是不可思議之事，結果自然白白便宜了那些商賈。

由此一來，明朝的海外貿易也深受影響，在各種因素的糾纏下實行了海禁，使得明朝沒有了唐宋之際萬國來朝的盛況，每年損失大量的海關稅收。

而宋朝的稅收收入遠高於明朝，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比明朝系統的海關稅以及商稅，南宋時農業稅除了兩稅法所交的稅收外，朝廷還以各種名目強迫農民交稅，農民的負擔遠比明朝時要重。

不僅李雲天，年輕的宣德帝也非常清楚大明中央和地方分開收支的弊端，勢必造成大量的財富從國庫流向士紳階層，可現在他卻無能為力。

並不是宣德帝不想改變大明的稅收體系，而是此事事關重大，不僅要改了洪武皇帝的祖制，而且還觸動了大明文官集團的核心利益，必將遭受到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