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心驚，不敢對這支過路清軍部隊有絲毫挑釁之意。

人的名樹的影，吳可全憑赫赫戰功立下的名頭可不是吹出來的。

太平軍在吳可和麾下鄉勇隊手下，吃過多少虧損失了多少精銳人馬？

吳可‘剿匪總督’的名頭也不是開玩笑的，每每就任一地首先做的便是清剿當地土匪山賊勢力，手段狠厲行動間更是雷霆萬鈞勢不可擋。

江西太平軍殘餘勢力，經過與湘軍多年來的拉鋸戰，早已不復當年之勇只能在鄉下地方苦苦掙扎，之前所佔州縣城池全部落入清軍之手。

因為連年戰亂，整個江西的秩序都一片海軍亂，到處都是佔山為王的土匪山賊勢力，凡是地勢險要的山就飄揚著名頭甚響的綠營旗幟。

可以說，自從湘軍入贛作戰以來，除了逐一收復陷於太平軍之手的州縣城池，對於江西秩序的破壞當負首要責任。

別以為曾國藩是什麼好人，湘軍上下也沒啥好鳥。

因為軍費大部都需自籌，湘軍又不像鄉勇隊有諸般產業支撐，財政缺口之大可想而知。

也因此湘軍軍紀良莠不齊，給江西的地方秩序帶來極大不安。

江西地處長江中游，又是安徽、浙江、福建、廣東、湖南和湖北六省交界之地。這對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國來說，是必守的門戶，而對肩負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湘軍來說，又是扼敵致死的咽喉，江西是雙方必爭的戰略要地。

曾國藩有過一次比較詳盡的敘述，那是在1855年初湖口之戰後，太平軍乘勝直搗武漢三鎮，上游空虛，咸豐帝急令曾國藩率軍上援，謹小慎微的曾國藩居然婉言申辯，拒不奉旨。

他那是就提出了“其難有三端，一則潯郡為長江腰膂，陸軍未能輕撤；一則內湖水師乘春漲可以由湖口出江，所慮在既出以後，孤懸無依；一則金口水陸諸軍餉項缺乏，若再添師前往，更無可支援，恐餉匱而有意外之虞，臣實乏良策，惟有堅扼中段保全此軍。”

曾國藩的不奉旨，無非怕失去長江中段的地利，無法保全他的水師陸軍。在江南作戰，十分重視水師的作用，保有江西，便能充分利用鄱陽湖，成為水師的巢穴，這一著是很惡毒的。

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經直言不諱地表示：“餘辦內湖水師，即以鄱陽湖為巢穴，進而切斷轉戰湖北的太平軍與其首都天京的聯絡，間或出江剿賊，亦不過三分之一，與賊鏖戰。

剿上游則在九江、武穴、田家鎮處遊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利則交戰，不利則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剿下游則在彭澤、望江、安慶等處遊七，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利則交戰，不利別亦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如此辦理，上游武穴之賊與下游金陵之賊，中間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勢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賊之命。”

既要將鄱陽湖作為水師的巢穴，自然必須保有江西；而控制了鄱陽湖也就控制了長江中段，湘軍水師才能縱橫內湖外江，可進可退。

一旦羽翼豐滿，時機成熟，它便可以順流而下，為剿滅太平軍事業發揮最後一擊的作用。地處長江中游的江西，被曾國藩稱為“長江腰膂”的九江，自然成為他必爭的戰略要地了。

而湘軍的銀餉主要是自籌，這使得江西與六省交界的地理位置顯得分外重要。籌措銀餉是曾國藩最感頭痛的事，他常對湘軍將領說：“今之辦賊，不難於添兵而難於籌餉。”

曾國藩兢兢業業地“惟當力保廣、饒以通蘇、杭之餉道，先剿撫、建以固閩、浙之藩籬。”又亟亟乎要求“上海抽釐金撥解臣首專濟楚軍之用。”

這些，都說明江蘇、浙江、上海是在江西戰場的湘軍的軍餉重要來源之一。

而廣東呢？

甚至在曾國薄起軍前夕，就專賴廣東的餉銀以便動身，他曾專函當時的湖廣總督吳文鎔說：“惟口糧一事萬難為續，目下專望廣東九萬金來，為起程之資。”

而湘軍到江西以後，廣東仍然是湘軍餉銀重要來源之一，曾國藩在給李元度的信中說過：“四、五月，餉項竭蹶，每日只能合百文，待六月廣東餉到，再行逐一補足，每日加賞米一升，鹽三錢，將來不復扣還。”

富饒的江蘇、浙江、廣東的財力，商賈雲集的上海厘金，以及收入冠於全國的粵海關稅款，是湘軍餉銀來源的後盾，有了餉銀才能使這支地主武裝發揮它的戰鬥力。這些地區與江西不是毗鄰，便是有道可通，保有江西，自然便於籌餉。

而江西本身，就是湘軍與太平軍籌集軍餉、軍糧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