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夷制夷”、“中體西用”，也是洋務運動中洋務派處理中西民族國家關係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則。在洋務運動時期，從馮桂芬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到薛福成的“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為一種理論服務於“求強”、“求富”這一洋務運動主導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體西用這一思想的是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他於1861年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以“本”“輔”的主從關係來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係。

更有開明學者公開表示：“中西學問術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西學”，最初都是作為學問提出來的。

“中西學問”對於社會，對於一個政權，對於統治者來說，本來都是“用”，開明學者在此以“體”“用”處分，並非是作為目的與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

這種主次之分，是“為華人計”。是為了發展中華民族，是為了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時候，維護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華民族的特色。不僅要保留使用中國的學問，而且要將其放在主要的地位，還要使西學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為發展中華民族服務。

因此由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口號，非常簡切地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一般思想傾向，甚至可以說，在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以先進的西學作為侵略中國的手段的情況下，這個口號是一面愛國的旗幟。

因此，它在中國的大地上，一經提出風行全國。新老洋務派思想家，不斷熱舉起這面旗幟，並不斷地闡發這一口號的內容。

看看，連理論基礎都建立起來了，加上在朝堂上一批實權派官吏的大力支援，洋務運動的開啟已經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狀況，吳可對此自是樂見其成歡迎之至，他在兩廣搞小動作也很辛苦的說……

第629章日薄西山

在總理衙門待了好幾個時辰，直到一干洋務派大佬興盡方才放行，吳可跟著左宗棠慢慢悠悠的出了總理衙門，在近百護衛的保護下共乘馬車返回住所。

在馬車上吳可好奇詢問這次洋務派大佬會談，怎麼沒有湘軍那位曾主帥還有四川總督駱秉章？

他可是知道，這兩位在百忙之中也跑來京城述職，至於真正原因是什麼就不得而知。

左宗棠一說起這個臉色就很不好看，他跟曾國藩之間的關係此時只能用惡劣來形容，起因就是湘軍拿走本屬於閩浙總督手中的浙江軍權。

因為戰亂的緣故，有時軍權甚至比政務權力要大，浙江巡撫又是跟湘軍派系中人，所以此時左宗棠雖是閩浙總督，卻十分無奈的對浙江軍政竟沒有多大發言權，這是性格一貫強硬的左宗棠難以忍受的。

他先對曾國藩表示了一番不屑，認為老曾這時候跑來京城純粹作秀，誰不知道眼下太平天國已到了滅亡邊緣，湘軍建立不世之功指日可待，並好好的惋惜了一番吳可不能分享這麼大一個蛋糕。

吳可對此卻是不以為然，表示他此時的戰功已經足夠耀眼，要求得再多沒什麼好處反而害處不少，相反以曾國藩與朝廷的緊張關係，要是沒有消滅太平天國收復金陵這等潑天大功託底的話，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被朝廷拿下了。

左宗棠雖然認可吳可的意見，功高震主的事兒太過危險，但眼睜睜看著湘軍和曾國藩即將有的巨大收穫，心中一時不爽到了極點。

兩人在半道上分別，吳可所乘馬車頂著越來越嚴寒的大風返回廣東會館。

時近年關，整個京城都籠罩在濃濃的過年喜慶氛圍之中，街上滿是採購年貨的百姓以及商販，人來車往好不熱鬧，一股子年味撲面而來。就連廣東會所大門前的燈籠，都換成了喜慶了大紅色。

下了馬車回到居所，會所負責人以及同居此地的廣東官員忙不迭上來拜見，好不容易才將這幫熱情得過分的傢伙打發，這才有空招來總督衛隊親信參將吳平，詢問讓他打探的曾國藩以及駱秉章的情況。

雖說他不打算插手兩江戰事以及四川戰事，對於撈戰功這樣的好事沒啥興趣，但不表示他對這兩處戰場沒興趣，尤其是具體的戰鬥過程，他要求手下探子打探得越詳細越好。

他也要自我學習和提高啊，儘管前世參過軍打過槍，可最高不過當過小小的班長，對於具體的戰術和策略兩眼一摸黑，根本就沒啥心得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