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登上帝位後，並不以此為滿足，緊接著又部署制定一整套的禮儀制度。據《明實錄》記載，洪武二年（1369）八月，明太祖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為由，敕中書省傳令全國各地舉薦“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參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於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劉於、周子諒、胡行簡、劉餘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入局參修禮書。當時恰逢《元史》館第一次散局，被徵入史局的新淦名儒曾魯“將乞身還山”，在宋濂等人的舉薦下，明太祖“因命與諸儒同纂修”禮書。到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禮書修成，明太祖賜名曰《大明集禮》。同時，“授曾魯、徐一夔、周子諒、董彝以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賜還鄉里，俱賞賜有差”。

有學者提出，貧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文化程度不高，為何對制定儀禮制度大感興趣？這是因為朱元璋雖然“以遊丐起事，目不知書”，但是其在政治上比當時一些割據地方的軍閥高明，具有遠見卓識，在參加起義軍並獨樹一幟以後，他曾認真總結元朝政權傾覆的原因，其中一條就是元朝統治者缺少嚴格的禮儀制度，致使“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使天下**”。就連郭子興等各股起義軍隊伍的先後失敗，朱元璋也認為是由於“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丨『亂』，由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他認為，若想推翻元室，建立起穩固的新政權，就必須要有詳備、嚴格的禮儀制度。因而，當群雄割據、干戈擾攘之際，他就做好了制定禮儀制度的思想準備。而制定禮儀制度必須依靠讀書人，因此在明王朝建立前後一段時間內，朱元璋對知識分子是相當器重的。

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初登吳王位，便立即告諭群臣：“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民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明太祖在登極後不久，即徵召數十位在野儒士進京，會同朝中儒臣考禮、議禮，修纂了《大明集禮》，為恢復明朝初期的封建秩序和鞏固明朝的封建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

還有的學者認為，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禮儀制度的的用意還在於消除元代舊習，利用合法化的象徵以提高、強化朱明新王朝統治者的地位。打消那些尚忠於大都的元蒙政權的人們的疑慮。強調封建等級制度，儘快恢復由於元末農民戰爭而被削弱的封建秩序。因此，議定禮儀就成了朱元璋登極之初的一件頭等大事。

他登極後一年之內，曾數次詔令朝臣議定各項禮儀。僅見於《明太祖實錄》的記載，元年（1368）閏七月，詔定軍禮。“命中書省會諸儒臣議古者天子親征、遣將、出師告廟、奏凱獻俘，及論功行賞諸禮儀。歷考舊章，定為成法以進。”九月，定正旦朝賀之儀，又定中宮朝賀之儀。十一月二十六日，議耕藉禮。二十七日，定皇后、太子妃嬪、百官命『婦』冠服之制。二十九日，定太子及品官庶人冠禮。十二月初五日，“詔中書省會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及“三師朝賀東宮儀”。初七日，詔令禮部及翰林諸儒臣議定皇太子、親王及士庶婚制。十七日，詔令禮部尚書崔亮等議定中外官員親屬冠服之制，“凡內外官員父兄伯叔、子孫弟侄等所用冠服均有定製，不得僭越”。二十三日，頒社稷壇之制。當時朝中博通經史、諳習歷代掌故的儒臣，如李善長、劉基、錢用壬、崔亮、朱升、陶安、詹同等人，都參加了議禮工作。其中崔亮出力最多。

洪武朝首任禮部尚書錢用壬，除“與陶安等協議郊廟、社稷諸禮”外，又援引漢魏以來典制議定了釋奠、耕藉禮。翰林學士朱升議定了宗廟時享、齋戒之禮，劉基議定了百官朝會禮，詹同議定了裕禘禮。

朱元璋還將議禮作為一種籠絡、收買在野的知識分子的手段。

自南宋以來，朱熹理學興起，並逐漸在學術界佔據了統治地位。江南一帶，朱學蓬勃發展。一些讀書人有的一生“不事科舉，一意經學”，有的雖曾踏人仕途，但對做官興趣不大，卻“僻居鄉陋，孜孜於理學”。尤其是元末政治黑暗、社會動『蕩』，知識分子為避禍，埋頭治學，更促進了理學的發展。到了明初，金華、徽州、江西等地出現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理學家。明太祖徵召這些人參與議禮，不僅是對理學的推崇，使之成為顯學，同時也可使理學滲透到各項禮儀制度之中，以期達到“講道道德，興起教化”的目的。

朱元璋還利用江東文人“以文墨相尚”的特點，以開局修纂典籍為名，拉攏、羈縻三吳和浙東地區知識分子，使他們逐漸銷靡對自己的牴觸和敵視，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