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沒有回城裡參加工作的自由。這個國家搞得亂七八糟，今天這個是反革命分子，明天那個是反革命集團的成員，我發現反革命是越來越多，到現在真還搞不清楚什麼是革命。只有搞清楚了什麼是革命才能真正搞清楚什麼是反革命，不然別人說你是反革命，你就稀裡糊塗成了反革命。”

韋少山笑道：“這還不曉得？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造反就是革命。”

餘友新想了一下說道：“工人做好工，農民種好地，軍人保衛好國家這就是革命。”

劉武漢問：“宣傳毛澤東思想是不是革命？”

“我也搞不清白麼事叫革命，我只曉得我們這些坐牢的叫反革命。”曹矮子說。

鐵戈解釋道：“你們說的都不是革命的真正定義。韋少山說造反就是革命，既然是革命那麼你這個司令就不應該坐牢，北京的五大領袖也不該抓，湖北的夏、朱、胡、董、謝、張也不應該逮捕，所以造反不是革命。餘友新說得也不對，工人做好工，農民種好地，軍人保衛好國家，只能說是做好各人的本職工作。如果這也算革命的話，我們這些犯人織出好的蠟線綈、羽紗、東湖紡、新湖紡，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我們不也成了革命者了嗎？大腦殼你們一二三工段織雙縐出口日本換外匯，做的貢獻更大，你們就是革命家了。那我們還用在這裡勞改嗎？宣傳毛澤東思想也只能算是一種工作，不能以你乾的工作來確定你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林彪在黨內的職務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吧？應該是革命巨頭，他怎麼就成了反革命呢？其實從政治經濟學下的定義來看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換句話說，凡屬於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起促進作用的活動都是革命。原始社會的人為了獲取勞動產品所生產的各種勞動工具如石矛、石刀、石斧等就是一種革命，因為這些工具能提高生產力。凡屬於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阻礙、制約作用的活動就不能說是革命。”

“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我們國家的生產力是解放了發展了還是被阻礙了停滯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曹矮子說。

鐵戈馬上打斷他的話：“夥計們，一群反革命還在探討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是不是有點不合時宜？我覺得你們所說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政治意義上通用的說法，不是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定義。你們希望搞清楚的問題並不是革命和反革命到底是什麼，而是要搞清楚什麼是反革命？我們到底有罪無罪？如果犯了罪到底是什麼罪？沒有犯罪為什麼還是進了大牢？”

“對了，我就是這個意思。你們說要是中國不搞文化大革命會是個什麼樣子？”曹矮子用探尋的眼光打量著大家。

“起碼我們大家都不會在這裡坐牢。”劉武漢甕聲甕氣地說：“哪個天生就是反革命？”

大家聽了前面一句話都哈哈大笑，及至聽了後面一句話全都沉默了。

“連林彪這樣戰功赫赫的元帥、黨章規定的接班人都垮了臺，還談什麼別的人。”成飛說。

鐵戈侃侃而談：“明朝才子文徵明曾經就岳飛父子被殺一事寫過一首《滿江紅》的詞牌，上闋是這樣的：‘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依飛何重，後來何酷。豈是功高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端，堪恨又堪憐，風波獄。’你要是把這首詞的上闋搞懂了，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故事也就清楚了。早點睡覺吧，晚上還要上夜班。”

晚上睡覺時鐵戈反覆思考著彭叔叔的話，曹矮子的話和劉武漢最後那句話。這三個人的家庭背景各不相同，可是說到文化大革命這三個人都是持否定態度，儘管劉武漢說的話過於淺露直白，但卻是一語中的。這些人坐牢在鐵戈看來除了牛瞎子可以作為刑事犯處理以外，餘友新只是和自己未來的老婆提前上了床，完全不能說是犯罪。劉武漢坐牢的原因無非是用四塊紅磚壓在毛主席像的四個角上，如果他不是熱愛毛主席，他完全可以對這張像置之不理，誰又能怪他不成？這也不能說明劉武漢犯了罪。如果用階級分析法來分析的話，劉武漢的父親雖說是國民黨的中將，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而且他從小受的也是共產黨的正統教育，哪來的階級仇恨？大腦殼的父親解放後不久就病死了，媽媽是酒樓的工人。牛瞎子的父親也是街道工廠的工人，出身都很好。曹矮子的爺爺還是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不過是因為肯定了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紀要》裡講的是真話就被認定有罪。如果他不說出來而只是放在心裡的話，誰又能把他抓來判刑？大腦殼、韋少山、成飛和自己都是運動案子，怎麼跟著毛主席造反倒成了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