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進出都是上百萬元了。銀行開始注意我了，內部有爭論。第一，這種行為是否屬於經營金融。國家有規定，個人不得經營金融。第二，算不算投機倒把。我就到中國人民銀行去“人民來訪”。接待人問我啥事。我說我有些金融法規搞不清爽，想主動接受黨和政府的教育。我填了一張人民來訪單子。他吃驚地說“你就是楊懷定我們早就注意你了。你怎麼會有那麼多國庫券呢”我說“我今天來就是想問這件事。我可以買賣國庫券嗎”他說“你看呢”我說“我看是可以的。”他問我你有什麼依據我說有。我從口袋裡拿出一份金融時報。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是李貴鮮。我說“你們行長在報上講，歡迎公民隨時隨地買進國庫券，隨時隨地賣出。我看不到檔案，但你們行長講了，如果有錯是你們行長錯。”他不能說他們行長錯，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說“反正我們現在沒有檔案。”我說“沒有檔案，那我就可以做呀。法律不禁止的，我就可以做呀。”就此觀點，我後來還在報上發表過文章。

後來有一位官員對我說“原來我們想讓老百姓買賣國庫券以搞活市場，沒想到你利用這點來做生意。”我說“我是合法的，我是投資者。我買進時，並沒想要賣掉其實是想的，就是為了要賣掉嘛，但是我突然之間要用鈔票了。你管我是拿了一夜還是兩夜呀。這也符合隨時隨地買進，隨時隨地賣出的原則呀。”當時還有人認為，楊懷定把上海的大量現金帶到外地去了當時銀行內部現金是條塊分割的，上海現金減少了。我說“你們沒有看到，我把外地的利息都帶到上海來了呀。”我把有關的報紙、檔案都儲存下來了，當時怕“反攻倒算”嘛。

這樣做了一段時間國庫券，心裡還是有點害怕，怕政策變，也怕大筆現金帶在身邊不安全。當時個人沒有本票，只有現金。我稱過，一萬元10元鈔票是06公斤。我帶50萬元出去，就是30公斤。我就跑到公安局去，說現在改革開放了，我要從事國庫券交易，能否請保安人員。後來上海解放日報社會新聞欄目上登過訊息上海出現第一例私人聘請公安人員當保安。我其實還有一個想法中國人民銀行如果認為我不合法，那麼現在公安人員跟著我，我怎麼做買賣的他們都看得見，有事你們可以去問公安局。

那時社會治安還是蠻好的。但那時大家都沒見過大錢，你帶著100萬元現金，別人都會懷疑你非偷即搶，那時也不像現在這樣治，先把你拘留下來再說。有一次在火車站檢查安全品，檢查人員要我開啟包。我說“我不能開啟，要開啟到你們辦公室去開啟，我怕被歹人看見要跟牢我。”檢查人員很惱火，他們從未碰到如此不買賬的人。走進辦公室，我開啟包說“都是鈔票，可以帶嗎絕對不是危險品。在外面不給你看，是考慮人身安全。”同時，我立刻把幾包香菸摜過去。他們也很重視，馬上通知乘警，請他們保護我的安全。就是這件事促使我萌發請公安人員的念頭。以後我出門，保安人員開好執行公務的證明，還帶著槍，一路免檢，通行無阻，少了許多麻煩。到了外地銀行，銀行認為我正規，願意把國庫券賣給我。

1989年，我又跑到稅務局。當時有關部門認為有幾種人賺錢最多，我的名字排在第四位上海市民楊懷定，利用國債買賣獲取暴利。我馬上跑到稅務局諮詢是否要交稅。稅務局的同志講，我們早知道你了，並且表揚我主動上門報稅。當時的背景是，個體老闆都不大肯交稅。報紙後來登了訊息上海市民楊懷定主動報稅。根據國庫券條例，國庫券是免稅的，我買賣國庫券也就不用交稅了。

到中國人民銀行諮詢、請公安人員做保安、到稅務局報稅，就是這三件事讓我出名的。

正文　真是紅領巾

李老師跟沒看到林蕊一樣；　陪著老婆在路邊花壇給孩子把尿。

林蕊如釋重負；　差點兒跌坐外地。

沒看到沒聽到；　老李高度近視；　看人都得虛著眼；不遠處賣磁帶的攤子正在播放龍的傳人。

孫澤眯著眼睛陰險地笑，看著她話裡有話“噢；　好像中學生不允許做生意哦。哎呀，我這個大學生真辛苦。”

林蕊立刻諂媚地笑；　狗腿附身；　上前伸手給孫澤捏肩捶背；　聲音甜的好像嘴裡頭的大白兔奶糖沒吃完“哎喲，孫哥你辛苦了。”

孫澤哼哼唧唧地享受小丫頭片子的討好；　不時指揮一句“左邊；　用點兒力；　晚飯沒吃嗎”

小人得志林蕊恨不得當場掐死他，卻還得硬著頭皮搖尾巴“孫哥；　這更深露重的；　萬一著涼可不妙，我回家給你拿個披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