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

於是只好交付同官公議，別人都還好，只有馮銓氣急敗壞地說：“湯斌是什麼意思？莫非反抗大清朝，都算忠義？這不是鼓勵百姓造反嗎？”

他扣下來的這頂“帽子”，太大太重，誰也承受不起。因此有心為湯斌開脫的人，也不敢開口了。

“這是獎助抗逆！豈凡，”他指著金之俊說，“應該奏請擬旨嚴飭。”

由於馮銓的堅持，金之俊不能也不敢有何異議，就照他的主張定議。“獎逆”的罪名非同小可，湯斌的同年同事，無不替他捏一把汗，勸他趁早設法疏通。

湯斌卻泰然得很。在擬那道“敬陳史法”的奏疏時，他已經把利害得失考慮過了；他所著重的只是反躬自問，所想講的話，是不是出於本心，還是為了應詔陳言，敷衍塞責；還是有感而發，一時牢騷；還是名心本淨，動人耳目？夜靜更深之際，此心湛然，表裡澄澈，可以確定這些話是自己一定要講的。既然如此，安危禍福，在所不計；正與王陽明在龍場驛的心境相似。

那時皇帝住在南海子—一在永定門外之二十里，元朝名為“飛放泊”，是豢飛禽走獸之處；至明朝永樂年間，大加擴充，圈地一百二十里，修建一道長一萬九千多丈的圍牆，中心是一座高六丈，直徑十九丈的高臺，題名“晾鷹臺”作為春萸秋狩的講武之地。人清以後，在正北的大紅門內，修了一座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