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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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才右文

“三藩之亂”已經四年了，局勢的演變，證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決定是睿智的。

最初是四藩，清朝開國以後的四個異姓王。定南王孔有徵早死而無嗣，剩下三藩：在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在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名為鎮守，實同割據。尤其於盤踞西南半壁的吳三桂，自從康熙元年以弓弦絞殺永曆帝由榔，斬絕明祀以後，逐漸跋扈，用人則吏部、兵部不得過問，用財則戶部不得稽遲，每年耗費軍餉二千餘萬兩銀子，鄰近數省的收入不足以供應，還要取給於東南財賦之區。“他要幹什麼？養那麼多兵！大亂之後，悉索敝賦地征斂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的貪壑，這是公平的嗎？照這樣子歲糜巨餉，何時才能修水利、勸麻桑、興文教，與民休息，出現太平歲月？”這一連串的疑問，從皇帝十四歲親政時，就已困擾著他。

多少日子積下來的深思熟慮，終於在一次御前會議中表達了出來：撤藩。沒有人相信吳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開國的將領那樣接受勸告，奉還兵權於朝廷，以享厚祿為己足。此舉只能導致一個後果：激起叛亂。

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為不可，而二十歲的皇帝，斷然作了決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他說，“不如先發制人。再拖下去，吳三桂羽翼更盛，”越發難制。“

擁護皇帝的主張的，只有極少的幾個人：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至於漢大臣，在這種論用兵的廷議中，是沒有發言的餘地的。

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兒子尚之信，果然都反了。

平亂的軍事起先很吃力，但皇帝深具信心；所以在親裁調兵籌餉的大政，以及不分晝夜，批閱軍報、指授方略之餘，依舊親近儒臣，不廢講學。這樣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三藩之亂進入第五個年頭，戰勢已在控制之下，平定只是時日遲早而已。

那用兵的四年之中，皇帝更瞭然於治亂之道；明朝的遺民志士還很多，然而吳三桂卻不能得到他們的助力，因為吳三桂不忠、不孝復不義。一個皇朝的興廢，全繫於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先要著讀書人的態度，讀書人的態度又決定於這個皇朝的做法，講究仁義禮樂的孔孟之道，讀書人自然就會擁護。

他深切瞭解人心望治，明朝的那班遺民志士，只是在感情上還倦倦於故主；而故主之祀已絕，就只有隱於巖壑，自了一生。然而作為天下之主，不容此輩高蹈，盛運宏開，要靠大家一起來努力；尤其是讀書人，應有先優後樂的天下之志，責任更重。

於是，他決定特開制科，名為“博學弘儒”。

制科是皇帝下制敕，特別舉行的一定期考試，以待非常之才，盛行於唐朝，名目甚多，有特重品行的“賢良方正”，識拔骨鯁之士的“直言極諫”，選取將材的“軍謀越眾”，而最通行的是訪求“博學”，或稱“博學宏詞”，或稱“博學通識”。自南宋以來，制科不常舉行，明朝有“舉薦”的制度，不行制科。因此，這是規復盛唐舊制，成為一代盛典。

康熙十七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頒下上諭：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弘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遊心文翰，思得博怡之士，用授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尊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實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結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絕之人，不論已未出仕，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於該督撫，代為題薦。務會虛公廷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

上諭是發給吏部的，吏部再錄諭分行京內外大小衙門。照上諭上說，凡是官員，都可薦舉賢才；但話雖如此，訪求遺賢的主要責任，還是落在各省的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身上。其中有些人，是非要徵請到京不可的。

這幾個人是有名的遺老，第一個是顧炎武，這年已經六十六歲，卜居陝西華陰，早年有志恢復明室，而且守著他的絕食而死的亡母之誡：“弗事二姓”，為何垂暮又肯失節？因此縣官到門，堅臥不起；如果強迫他上路，那也很簡單，一把幷州利剪，或者一包毒藥，就可了結。以後靠他的外甥徐乾學、徐元文的斡旋，總算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