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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成鈞深深感到身為中國外交官的悲哀。

事情發生後，謝廣珊每天到心園看望顧成均，他說：“我認為，外交官與民眾的處事方式，應該基於不同的原則。民眾重視的是感情，支配行動的往往是情緒；外交則不同，重視的是現實力量的對比狀況，引導其行為方式的是對自身力量和國際局勢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損失在妥協中爭取最大的利益。”

“就是說，人民外交與職業外交是完全不同的。我們遇到的難題，恰恰就是不得不陷於彼此的矛盾衝突中而難以周全。”看著已經成長為合格外交官的謝廣珊，顧成均繼續說道：“記得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教授常說外交即戰爭，是和平的戰爭，武器不同而已。必須估計對方及自身的實力。中國有一句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諺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但是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這樣的做法。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達到百分之百的成功，而對方也這樣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為這樣將無法達成協議。”

謝廣珊看著自己敬愛的男子，人民外交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為口號，嚴格地說，是永遠都不會成功的。而且人民外交，離不開公眾輿論和大眾的支援，一個人可以不做討好公眾的事，但卻不能忘記民族利益。民族利益是永恆的，不會因為時間、輿論或黨派而改變。所以如果一個外交家有了政治上的考慮，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險了。

而在國內，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人民外交”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口號，群眾組織起來遊行或組成代表團對中國的代表們施加壓力，造成的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

這是一個職業外交家的思考與憂慮，但要讓民眾接受，淡化情感的悲憤與刺激，是多麼的困難！謝廣珊嘆了口氣，既然選擇了這樣的職業，他，以及自己，還有其他外交官，在民眾的憤怒中，只能被斥責、補謾罵，甚至被毆打。以職業外交官的方式揹負起民族的苦難。這或許是長久難消的矛盾與衝突，在未來的日子裡仍會糾纏不休。

一片攻擊聲中，很多代表團成員不得不相繼辭職。隨後，召開的華盛頓和會，他們卻又一次披掛上陣，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戰鬥。

那時，謝廣珊明白，自己也將說出顧成均曾說過的這番話：“作為中國代表，是我極大的光榮，也是我的應盡之責，我早已決定獻身於中國的外交事業，當國家民族有需要，需要我去執行職務時，我就像任何一名被召喚去為國戰鬥的戰士一樣，義無反顧。”

因為譚嗣慶的身體越來越差，所以在蔡醫生的建議下，譚嗣慶離開凌州到英國倫敦去看病休養，和譚少軒商量之後，駱羽杉決定隨行，一邊照顧譚嗣慶，一邊讀完自己沒讀完的倫敦大學的課業，順便養胎。

南方軍政府所有的公務落在了譚少軒身上，這位年輕的少帥終於在揚震飛、王玉虎等前輩將領的協助下，開始獨立指掌南方軍政府的大權。

譚少軒和父親不同，掌權後銳意革新，大刀闊斧推行新政，國內外報紙上對他的大政方針主旨總結為兩點：其一，是培養人才，急速加快南方的發展建設；其二，是促進統一，主張北伐，永久停止軍閥混戰的內戰。

為此，他對親任校長的凌州大學照顧有加，捐出款項加建校舍，並擴大了南方大學的招生；捐款五百萬元設立小學校教員獎勵基金；另外，開設屯墾公署，設立軍墾制度；開闢凌州新港；並將一些兵工廠改造為重工業製造基地，大力發展海軍和空軍，並新設空軍、海軍軍官學校一時間，南方的政治、經濟為之煥然一新，百業具興，凌州一時間成為南中國政治、貿易和經濟中心。

對外關係上，譚少軒堅持強硬外交政策，新建、擴建南方幹線鐵路網、修建新的港口，扣留海關餘款，並抓住契機，提出“以和平方法與不妥協之精神與締約各國，分別進行締結新約談判，如締約各國拒絕談判或談判無結果時，依據國際公認的習慣，本情勢變遷之理由，單方面宣告廢除不平等條約”。

看著有關國內的一些報道，駱羽杉坐在圖書館明亮的玻璃前，給左元芷寫信，她寫道：“看過廣珊的來信，我覺得民族危難之際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們表現出來的，是另一種形態的民族感情與國家責任感。以往，我們對這些職業外交家缺乏瞭解，更缺乏理解與認識。在歌頌激情的同時，理性是否也應得到重視與肯定？”

“而且，在民間的抗議與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