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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楊青的情形相類似，以入世來踐行自身學術的這一類儒生，他們投身於洶湧時代的驚濤駭浪當中，自動自發的踐言力行。　力圖實現他們內心的抱負。　無論窮達顯貴。　他們這些人地內心深處都湧動著一股子匡國濟世的熱誠，渴望為國效力。　建萬世之功業，樹不朽之聲望。　因此西北的儒士，放眼天下，關心國是者，有之；評論時政，為民請命者，有之；興辦工商，以儒商自命者，有之；為人師表，致力於文教者，有之；熱心公益，傾力造福桑梓者，亦有之；他們當中更不乏投筆從戎者，入仕為官者，這一類儒士雖不敢說比比皆是，但數量也是極為可觀的。

這些西北儒士，雖然有著滿腔的書生意氣，但更多的則是激昂向上地熱誠、渴望和一展胸中抱負的雄心壯志。

“學得文武藝，報與帝王家”，當他們得到當局柄政者的‘認可’，擁有了施展自身才能的真正‘用武之地’之時，‘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士為知己者死’的上古遺風，也就有意無意的成為他們奉行不悖的座右銘，即是所謂‘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是也。

楊青即是如此。

從長安啟程之時，還是炎炎夏日，等他跋涉劍閣，翻越蜀道，風塵僕僕回到蜀中成都之際，已是將近入秋了。

長安至成都，這歸蜀之路的里程何其遙遠，其間跋山涉水，旅途勞頓自不必說，但是楊青剛剛回到成都，就馬不停蹄的接手了監察院成都衙署的公事，卻是不肯有片刻地閒散，不肯有絲毫地懈怠。　只因對楊青而言，入仕為官僅僅是他達成人生抱負的必由路徑之一，踐行學術、純粹學術以臻於聖人之至道，才是他畢生地目的和最大的追求，而處置監察院成都衙署的公務，即是踐行自身學術的一個過程，他又怎肯懈怠散漫？正因如此，楊青的儒士本色，並不因其入仕為官而有所異化和改變，以前和現在，都始終如一。　說到底，中土儒學在根底上，本就是非常講究入世踐行的一派顯學，只有做到了‘知行合一’儒生。　方才是真正的儒學之士，舍此而外，皆是偽儒！

若是純以儒士地態度看待西北政治，包括楊青本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都不可能全盤認同西北幕府的種種施政舉措，更不可能全盤認同平虜侯的諸般言行。　但這並不影響他個人以入仕為手段踐行自身學術，而不是象東林黨人、復社中人或者泰州學派儒士那樣。　因為政見分歧，便以較為激烈甚至可能是極端的手段，與當局柄政者角力和對抗，很難互相退讓、彼此妥協。

許多西北儒士，包括楊青在內，雖然並不怎麼認同平虜侯治下的幕府政治，但‘以天下為己任’的這些儒士。　通常都會認為他們身為‘讀書人’（讀聖賢書地儒生），應該將匡正西北幕府的施政過失，糾察平虜侯治下昏謬、暴虐、冷酷、荒唐之政地責任一力承擔起來，以大無畏之心，不畏強權，不懼威武，不憂貧賤，不陰富貴。　為生民立性命，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絕學。

前年（甘霖三年），也就是京師變亂、新皇登基之後的第三年，西北幕府大舉西征前夕，西北的律例法令又有了一次新的變革。　增刪更訂了許多律法條例，其中主要部分涉及到了審理院、刑法曹、軍府大斷事官以及提刑按察行署、審理行署等法司的許多職掌和審案、斷案章程。　譬如西北諸法司的審案斷案章程，在律法條例中原本就有比較嚴格的規定，比如每一次地斷案，要有審理院官吏、監察院官吏、懷仁社儒士或者軍功爵士、民爵士等官吏公士人等參與其中，且必須三人以上到場，與法司主審官一起同堂會審；再比如，法司斷案之時，除外涉及機密的案件，都允許鄉里父老、里正甲首、報房的‘探事人’‘打聽人’等各色人等到堂聽審。　等等。　而在甘霖三年新增加的一條律法。　就是諸法司審理判決的各種‘訴’（爭刑曰‘訴’）、‘訟’（爭財曰‘訟’）官司，只要不涉及西北幕府的機密。　就必需在時限之內將詳情一併公佈於眾，其中就包括了完整的相關案情來由、‘兩造’（原告、被告）對質以及證人、仵作、訟師等相關人等的陳述和申辯、法司主審官‘判牘’中地斷案判詞及主審官斷案所依據的具體律法規條。　這一條律法，其實是監察院和‘懷仁社’的儒士們力圖利用‘輿情’來制約官吏縉紳、豪強大姓、地主商賈，意圖抑強扶弱的一次新嘗試，在他們的不懈推動之下，平虜侯亦是‘從善如流’，儒生們的‘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