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糧價，因此市面上糧食價格始終上漲有限。

另外，就是西北的農耕已經漸漸與他處不同，類似商行工坊一般生產經營的大農莊、大牧場越來越多。在不少大地主眼裡，定額地租似乎也沒有任何吸引力了，農莊牧場賺來的白花花銀子才是最有吸引力的，他們現在除了每年一次的對帳，以及或三年或四年或五年一次與農莊牧場結帳取利分紅，揣著銀會票回家之外，完全還可以去做別的賺錢生意。

這倒不是西北邊陲的地主們都突然就開竅了，或者雷瑾的‘模範大農莊’帶動了他們的逐利天性，這完全是長史府一點點給硬逼出來的。

長史府的幕僚們當年曾經在多次的集議之後，認為帝國東南，尤其是太湖沿岸的城鎮之所以富庶甲天下，不在於太湖沿岸城鎮所在是江南的魚米之鄉，否則湖廣也是魚米之鄉，四川也是魚米之鄉，為何富庶皆不如太湖沿岸的城鎮？

無他，帝國東南之地，工商貿易極其興盛，他處皆遜色不如，所以東南富庶甲天下皆因其地工商貿易興盛也！

那為何帝國東南之地，工商貿易極之興盛，他處遠遠不及呢？

亦無他，東南租賦太重，田地之收成辛勞多而獲利少，不如工商貿易的利潤豐厚也！

東南太湖沿岸如嘉興、湖州、姑蘇、松江、常州等府的田賦之重甲天下，往往是他處田賦的數倍，甚至十倍以上，譬如姑蘇府田土不過九萬八千餘頃，每年春秋兩稅卻共徵二百八十餘萬石米麥，幾乎佔到帝國全年徵收稅糧的一成之數；又如浙江嘉興府，其一府的田賦正額相當於湖廣一省的兩倍，貴州一省的五倍，恰與四川全省稅額相等。

江南嘉、湖、蘇、松、常五府尚有一項單獨貢賦“白糧”，白糧即為粳糯米，米質精白潔圓，又稱為“天庚正供”，不得稍差，每年由民戶直接運到京師供宮廷之用。五府民戶耗費之巨，運繳之苦又甚於漕糧。

漕白糧運輸，舉凡運軍、船戶及其家屬用度，官府辦漕的全部開銷，途中耗損，甚至宴請、敬神、酬應等花費無不取之於民，且耗外有耗，徵外有徵，巧立名目又達數十種之多，額外征斂往往超過正賦。漕白糧之運繳，涉江渡淮，穿越黃河，途中翻船損舟，受傷殞命並不罕見，這且不說。到達京師，如‘繳納誤期’或‘糧米潮損’，不但會遭官府懲罰，還須賠補重繳。至於官吏、軍丁的刁難盤剝，惡意勒索更不用說。民戶運糧至京，一次就需銀五六百兩，乃至千餘兩，傾家蕩產，身死異鄉者亦不為少見。

一般來說，帝國田賦屬於皇糧國稅，除了皇糧國稅而外，靠著田地出息生利的就是田主收取的私租了。佃農為他人佃作耕種，無論是定額租還是由地主提供耕牛、農具、種子、住房甚至口糧、柴草給佃農的分成租，私租一般都在五成，甚至五成以上，尤其是分成租，田地收成的八成作為地租歸田主所有絲毫也不稀奇。佃農在交完私租之後，其實還得承擔大部分的皇糧國稅，田主一般都會想方設法將國家田賦一一轉嫁給佃農。一畝的收成，良田也不到三石，瘠薄之田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一般的，多者一畝需完租一石二三鬥，少亦需完租八九鬥，佃農甚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

因而，帝國田土的田租高而穩定，收益風險又比經商做生意小得太多，人都不是傻子，只要手裡有幾個餘錢，鮮有不購良田置為私家產業，傳之子孫的。

但在江南，尤其是租賦沉重的太湖沿岸城鄉，要想只靠耕作田畝發家治產，不啻痴人說夢，重賦和地少人多的現實，逼得東南的工商貿易興盛遠甚於他處，反而使江南更加富庶繁榮。

長史府的謀士幕僚在細細審視了江南工商貿易興盛的諸多原因之後，促進西北工商貿易興盛自是已無疑義，但具體到施以何律何例何政，卻是大可商榷。

譬如具體到怎麼對待那些在大農莊、大牧場之外，已經具有一定規模的農莊、牧場，長史府就絞盡了腦汁，最後還是敲定主要以稅收為手段來逼使所有具備一定規模的農莊、牧場，都要象商行工坊一樣的生產經營，逼迫他們將其生產的一切東西在市集上出售或與人貿易。

對那些守舊的農莊、牧場，將逐漸加徵各種名目的稅課，直到他們無法承受為止；而對那些象商行作坊一樣生產經營的農莊、牧場，則有種種減徵、免徵稅課的優遇，對貢獻突出的農莊、牧場，長史府會予以獎勵，在其遭災時，甚至還會貼補一些銀子，以減少其損失，儘管這僅僅是一個官方扶持的姿態，長史府不可能有太多銀子去補償遭災的農莊、牧場。但，這種天壤之別的待遇，任誰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