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既確定又具體，這個特點確實相當醒目。大庭修將之歸結於“官僚制發展的表現”和“初期階段的特點”兩點，頗具啟發意義。戰國官僚制發展呈現了“窮其極致”的強勁勢頭，正如法家對法制、效率之極意尋求所顯示的那樣。秦漢官僚隊伍昔日“府史胥徒”，“以吏治天下”的體制，使文法吏與貴族士大夫的行政重要性整個反轉過來，並直接體現在“分官設職”的簡練、精幹和儘量圍繞行政職能而展開之上。至於所謂“初期階段的表現”，這除了體制的簡單粗糙外，還應從較積極的方面加以理解：官僚組織在初創時總是較為精幹而富有效能的；此後隨時光推移，腐化、老化和貴族化因素便將逐漸滋生和積累，包括冗官冗吏的繁衍增殖等等。秦漢官吏等級管理的簡單中包含著草創的粗糙，但同時又是簡練明快、富有新生朝氣的；唐宋入流、進階、磨勘、改官的複雜程式當然可以視為制度的發達進化，但其過分的繁文縟節、繁瑣細密，也反映王朝已須為官僚自身的權益分配而窮思殫慮，這部分事務畸形膨脹開來，用於國計民生的精力便只好忍痛割愛了。

南北朝、唐宋是階官制度的發達期，而這時的官僚特權恰好也呈現膨脹之勢。可見我們把“品位…職位”視角與“自利取向…服務取向”結合起來的做法，並不是生搬硬套或求之過深，而是大有必要。進一步向後看，就進一步堅定了這個信心。世入明清，新的變化發生了＇83＇。王鏊《震澤長語…官制》：

唐制，有勳、有階、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階以敘勞，勳以敘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爵卑而勳、階高者，亦有勳、階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銜，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同則無“行”、“守”字。今制惟以官為定，為是官，則勳、階、爵隨之，無復敘勞、敘功之意。＇84＇

王鏊所謂的“今制唯以官為定”，表明重大的變遷又已發生其間了。明代的文散階分佈於九品正從十八級之上，但各品上的散階又出現了“初授散官”、“升授散官”和“加授散官”（僅正二品至從四品六號）之別，因而合計起來達到了42階。此外武散階分佈於一至六品正從十二級上，亦有“初授散官”、“升授散官”和“加授散官”（僅正二品至從四品六號）之別，合計共有30階＇85＇。

乍一看上去，明代的散階形式與唐宋好像沒有太大變化；然而細一深究就不同了。“雖然形式上仿效宋代官制，但實際上明朝不僅把職事官歸入品秩序列，而且使散階、勳位和官職所屬品級逐漸接近”＇86＇。二者在一個關鍵之點上已經名同實異：唐代據門蔭而授階、據階而授官，官職位階，或說以“階”為基準；明制則不相同，卻是據官而授階的，有官職才有位階，散階透過入流和考滿來授受，並依據職事官的遷調改降而加以相應調整，如此而已＇87＇。所以有人把明代散階僅僅視為“官員的一種榮銜”＇88＇。進一步說：“散官與勳級既是附加性官銜，又可視為考核制度的補充，但與實職和俸祿並無關係。”＇89＇“明代的散階，很大程度上可說是對唐代職事官正、從各品上、下階的一個稍加擴充套件的翻版。正因如此，明代散階的性質，也就與唐代大不相同了。其主要效用，無非是區分和體現官僚的年勞資格，以便朝廷據以進行較正從九品18級更為細緻的管理和激勵活動罷了”；明代“散階幾乎完全成了官品的附屬物。唐代是做官必先有階，現在則是有階必先做官，兩者關係已經顛倒。勳級則與散階性質相類而輔之，它們基本上不再有獨立於官品的意義，除藉以進行一些激勵活動外，在衡量官員地位和等級時的意義實在淡而又淡。”＇90＇明代俸米依官品而定，因散階從屬於官品，進而從屬於官職，因此也可以說它已不屬“跟人走”的待遇等級了。這樣，階官的昔日作用、意義顯已變質，一變而為職事官的附屬物了，這也就是王鏊所謂“今制唯以官為定。為是官，則勳、階、爵隨之”的意思。

至於清代，實行的是一種相當簡化的散階制度，自正一品到從九品十八階而已。儘管清人自誇其文階武階“循名責實”，“洵為法則精而密，施於事則簡而易知者矣”＇91＇，其實不過榮號而已，甚至可以貤封父母＇92＇，散階的授予混同於“封贈”。順治初年有三年考滿封贈之事，康熙改為逢朝廷慶典，任職二年以上者便可請求封贈。這種“封贈”比之唐代散階，好比退化之後殘留下來的一段盲腸＇93＇。同時各色俸祿雖有依於官品者，例如京官；但也有相當數量是因職位而異的，大大高於正俸的“養廉銀”便是如此＇94＇。“各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