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對方答應。後者的機率很低，因為這樣營救任務的責任就完全落到了己方頭上，如果不是有絕對的把握，政斧一般是不會做這樣的選擇。”

“可被劫持的是香港人，難道就是因為害怕承擔責任，所以政斧就可以漠視這些人的生命安危？”林宥倫反問了一句。

任達嶸無奈地聳聳肩，“林先生看重的是香港人在海外的生命安全，但事情到了政斧這個層面，問題就上升到政治、外交的層次，執政者當然要慎重考慮，而我們警方只有接到命令才能夠行動，這一點希望林先生理解。”

林宥倫撇撇嘴，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要是美國公民在海外遇險，美國政斧大概不會坐視不理吧？”

任達嶸當然明白林宥倫說這話的意思，“林先生，剛才你還和我專門解釋了電影和現實的區別，怎麼現在自己又把這個問題給混淆了，美國公民在海外遇險，美國政斧確實有可能直接武裝干預，但這種事情真不像好萊塢電影裡描述的那麼簡單，他們需要走的程式和我們一樣，而且被綁架者的身份很關鍵，一般的普通人絕對不會有這樣的待遇，頂多是華盛頓方面利用強大的外交實力向對方政斧施加一下壓力，事後要是有人不幸遇難，政斧表示一下遺憾和哀悼就完事，而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俄羅斯和中國，美國的外交手段估計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林宥倫聳聳肩，“無論事實是否如此，至少好萊塢可以在電影裡傳達這樣一種暗示，美國公民到了哪裡都不會受欺負，而我們卻不行。”

這回任達嶸沒有再說話了。

美國有強大的經濟、軍事能力做後盾，當然有這樣的底氣，但是香港不行，迴歸後的政治歸屬依舊不確定，甚至飛虎隊能否繼續保留都是一個很大疑問。

林宥倫也知道自己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有些太理想主義了，所以便沒有再繼續糾纏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