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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宗紹聖三年（一0九五）四月十九日，他的堂妹去世。真是不幸，她的名字始終未能傳下來，蘇東坡只是稱她“堂妹”，或“小二孃”。她丈夫寫給蘇東坡的信報告這個噩耗，竟走了三個月。蘇東坡對堂妹的鐘愛並未少減，這一點在幾年前他寫信給一個親戚，可以證明，因為那封信裡他說一次旅行時未能到常州去看她，始終引以為憾。在最後一年，她與丈夫顯然是遷到蘇東坡為官的定州去居祝她丈夫柳仲遠，是一個方正的貧儒，並未考中科舉，但甚喜收藏字畫。蘇東坡在京都時，他曾去拜望蘇東坡，蘇東坡曾以書畫相贈。蘇東坡在給程之才的信裡，提到堂妹的死訊，說自己“情懷割裂”，在給堂妹的兒子的信裡，也說“此心如割”。用這類說法表示傷懷，在中文裡雖非什麼特殊，但所表示的仍是很深的傷懷。

他為堂妹寫的祭文，顯然是得到噩耗之後寫的，這篇祭文頗有真誠感觸，顯示出一往情深之致。文中說，他祖父所有的孫子，只有四個尚在。那四個是東坡、子由、子安（他伯父之子，在家鄉為弟兄們照料祖瑩），另一個便是這位堂妹。說她“慈孝溫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隨後談到私人的感受。他盼她的兩個兒子能長大成人，能夠光耀門媚。祭文上說：“一秀不實，何辜於神，謂當百年，觀此勝振。云何俯仰，一螫再呻。救藥靡及，庵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計聞。柑棺何在，夢淚儒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搏。”

一年之後，她丈夫也去世，靈樞南運至靖江附近的老家安葬。

蘇東坡到惠州不久，得到一個訊息，頗使他心中焦慮。在過去四十二年中，自從他姐姐去世，他父親公開指責他內兄家之後，他和弟弟子由就一直沒和內兄程之才通訊或交談，但只和程家其他弟兄有書信來往。章停聽到這件親家嫌隙，他就特派程之才專程南下擔任提刑，處理重大訴訟和上訴的案件。在哲宗紹聖二年（一0九五）正月，他到了廣州，是蘇東坡到了惠州的三四個月之後，蘇東坡摸不清楚程之才究竟是否已把過去的事置諸腦後，所以完全不知道會有何等情況發生，由於一個朋友的關係，蘇東坡給程之才寫了一封客氣禮貌的信，因而知道程之才要在三月到惠州。確知他別無他意之後，蘇東坡派兒子過在他來時去接他，並且帶著一封歡迎信，自稱：“杜門自屏，省窮念咎。”程之才此時已然年老，年約六十歲。事實是程之才頗想彌補過去的嫌隙，重獲此一門貴親的友誼。他向蘇東坡懇求為他曾祖父（蘇東坡的外曾祖父）寫一篇墓誌銘。也許是親戚畢竟是親戚；也許是眉山城皆以蘇東坡此位大文豪為榮，而程之才也頗有此榮譽感。於是雙方的關係又顯得真正親熱起來，由雙方交換很多信件詩文，蘇東坡也對他有所請求。在惠州過了十天，程之才又出發視察，不過那一年大部分時光他在廣州附近度過。

有程之才在，並且憑藉他的友情，蘇東坡得以對地方頗有建樹。雖然蘇東坡已無權副署好多公文，可是他卻充分利用他對程之才的影響力。他對朝廷高層政治固然是已告斷絕，可是對鄰人和當地百姓的福利，他還是視為己任。倘若有什麼事非法越理，他若能運用勢力予以糾正，他不會坐視不顧。紹聖三年正月元旦，博羅大火，使蘇東坡大為震驚。全城付之一炬。地方官對無家可歸的百姓都有救濟，臨時搭有篷帳供災民居住，並嚴防搶劫。官家衙署完全焚燬，全需重建。蘇東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積弊惡習又要發生。他怕官方在重建此一城鎮時，又要乘機剝削人民，而地方政府會徵用物資民工。他建議程之才令當地政府在市場公開購買，禁止徵集民間物資，徵用民工。他指出來，否則“害民又甚於火災”。

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見農夫滿車裝著穀子去向當地政府繳納捐稅。因為豐收，谷價下跌，政府拒絕收取穀子。這正是蘇東坡要管的事。

他一探詢，才知道政府要的是現款，因為谷價太低。農民必須在低價市場將穀子賣出，才能得到現款，可是農民須要繳納的捐稅現款卻按糧價高時計算。結果，農民欠一個糧稅，卻得賣兩鬥穀子才夠繳納。蘇東坡給程之才寫了一封長信，內容雄辯滔滔，言詞峻切，就彷彿以前上皇太后的表章一樣，這樣把此衙署積弊揭發無遺，指為向農民純然勒索。他請程之才和當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