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性質，只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一本傳記時，我們能把一場一場已經完成的戲，逐一觀看，觀看由人內在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展，這自然是一項重大的方便。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資料鑽研完畢之後，並且瞭解了為什麼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麼非要違揹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一箇中國的星象家，給一個人細批終身，預卜未來，那麼清楚，那麼明確，事故是那麼在命難逃。中國的星象家能把一個人的一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寫在一個摺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傳記家的馬後課卻總比星象家的馬前課可靠。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一生，看出來那同樣的無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斷然無疑的是，他一生各階段的吉凶禍福的事故，不管過錯是否在他的星宿命運，的確是發生了，應驗了。

蘇東坡生於宋仁宗景佑三年（一0三六），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O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間長大，在一個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間做官，在一個十八歲的呆子（哲宗）榮登王位之時遭受貶滴。研究蘇東坡傳記，同時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黨之爭而衰微，終於導致國力耗竭，小人當政。凡是讀《水淋傳》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政治腐敗，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稅吏貪官，相繼身入綠林而落草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漢了。

在蘇東坡的青年時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賢臣。到北宋將亡之際，此等賢臣已悉數凋零，或是丟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臺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於小人取而代之，此時至少尚有二十餘位純良儒臣，寧願遭受奸究之毒手，不肯背棄忠貞正義。等到第二次黨爭禍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統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經死亡，其餘則在流謫中棄世。宋朝國力之消弱，始自實行新法以防“私人資本之剝削”，藉此以謀“人民”之利益，而由一個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對國運為害之烈，再沒有如庸妄之輩大權在握，獨斷獨行時之甚的了。身為詩人哲人之蘇東坡，拼命將自己個人之平實常識，向經濟學家王安石的邏輯對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還沒有弄個清楚。

王安石在熱衷於自己那套社會改革新法之下，自然為目的而不擇手段，自然會將倡異議之人不惜全予罷黜，一項神聖不可侵犯的主張，永遠是為害甚大的。因為在一項主張成為不可侵犯之時，要實現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難免於殘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當時情況如此，自然逃不出蘇東坡的慧眼，而且茲事體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輕鬆詼諧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狹路相逢了；他倆的衝突決定了蘇東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蘇東坡和王安石，誰也沒活到親眼看見他們相爭的後果，也沒看到北方異族之徵服中國，不過蘇東坡還活到親眼看見那廣事宣傳的新政的惡果。他看見了王安石那麼深愛的農民必須逃離鄉里，並不是在飢謹旱澇的年月，而是在五穀豐登的年月，因為他們沒能清還硬逼他們向官家借的款項與利息，因此若膽敢還鄉，官吏定要捕之入獄的。蘇東坡只能為他們呼天求救，但是卻無法一施援手。察訪民情的官員，奸偽卑劣，以為對此新政新貴之缺點，最好裝聾做啞，一字不提，因為當權諸公並非不知；而對新政之優點，乃予以粉飾誇張，錦上添花。說漫天之謊而成功（倘若那些謊言漫天大，而且又說個不停），並不是現代人的新發明。那些太監也得弄錢謀生。在這種情形之下，玩法弄權毫不負責之輩，就以國運為兒戲，彷彿國破家亡的後果他們是可以逃脫的。蘇東坡勉強潔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無可奈何了。皇帝雖有求治的真誠願望，但聽而不聰，誤信人言，終非明主，焉能辭其咎？因為在國家大事上，他所見不明，他每每犯錯，而蘇東坡則料事無誤。在實行新政神聖不可侵犯的名義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壓政治之下輾轉呻吟。在瘋狂的爭權奪利之中，黨派的狂熱，竟凌駕乎國家的利益之上。國家的道德力量、經濟力量一大為削弱。正如蘇東坡所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很容易被來自西伯利亞的敵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當北方強鄰的傀儡，名為區域獨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無怪乎朝廷滅亡，中國不得不遷往江南了。宋室官室在北方鐵蹄之下化為灰燼之後。歷史家在一片焦瓦廢墟中漫步之時，不禁放目觀望，胸頭沉思，以歷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國家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