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帶來了極大災難。那些主要以養蠶為生的人們處境更艱難了，由於國際絲綢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衰落與此同時，天災和疾疫又一起襲來。

罕見的自然災害此時席捲中國大地，嚴重的乾旱和洪澇接踵而至。接連不斷的饑荒，伴隨著蝗災和瘟疫，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再加上兵禍，人口總數正在大幅度下降。不管怎樣，中國人口的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生，儘管我不願意面對，但是還不得不承認我所改變的歷史只是一小部分，最後終究沒有辦法和整個世界歷史的大趨勢相抗衡，中國已經不可避免的也被捲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當中。

“元度，在這樣下去，朝鮮撐不下去了，移民的速度必須放慢，否則財力將無法支撐，還有那些在錢莊的錢也必須想辦法處理，在這樣下去我們沒有辦法支付高額的利息了。”鄧希賢一掃從前常掛在臉上的笑容，嚴肅的對我說道。

我有什麼辦法，這種經濟危機是全世界普遍的，我能扭轉世界歷史前進的車輪麼，不可能，就是中國我現在也不過是割據一方的軍閥，改變不了整個大氣候。

投資！必須讓商人投資，讓他們向朝鮮借債，緩解朝鮮的壓力，擴大市場。這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我雖然是獸醫，但是畢竟也學過一些粗淺的政治金融知識，這點道理還是懂的，可是新的投資突破口在哪裡呢，如何讓商人們將錢莊裡的錢提出來呢，這可就不是我這個獸醫能輕易想得出來的了。

戰爭，轉嫁金融危機最好的辦法是戰爭，儘管我不願意往這上面想，可是事情已經將我逼到了這個地步上，一切看來似乎由不得我了。

隨著各路重要官員的抵達，一次史無前例的大會在登州舉行，在上我宣佈了我就不願意宣佈的命令，從今年開始在保證百姓的財產不被侵吞和侵害的前提下朝鮮和遼東進入軍事化管制階段，所有工商業必須開始為戰爭服務，所有物資由朝鮮政府統一調配，對市場上的主要生產和生活物資進行固定價格體系，不允許其隨市場波動而出現浮動，對於那些囤積居奇的人將會給以嚴厲的打擊。至於銀莊裡的白銀商人不能任意擠提，朝鮮政府將透過官方和民間合作的模式消化這些白銀，在新的佔領區建立一套完整的工商體系，用於恢復該地的生活秩序。

這些決定的作出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參加會議的只有李復覺和鄧希賢兩個人和經濟貿易相關，對於目前的經濟危機他們比其他人更清晰，這或許是解決問題的最直接快速的辦法，他不一定很好，但是會很有效。至於其他人大多都是軍人，一聽有仗打紛紛要求參戰，於是初步定義了以陸軍為主，海軍為輔的作戰原則，整個戰爭的序幕選擇在距離山東最近的海州。

海州就是現在的連雲港，位於江蘇北部與山東交界處，東濱黃海的海州灣，相南和相西南臨江蘇淮安，向西臨近徐州，向北臨山東日照，向西北臨臨沂。其戰略位置自然不用多說，之所以選則這裡就是有利於我軍第一次演練水陸配合作戰，艦隊將在這裡讓五千人的一個作戰單位登陸，而另一萬人的甲種作戰兵團會從陸路沿臨沂、臨沐、沙河方向進攻。兩隻部隊三月初三開始集結，三月初五正式出發，預計三月初八開始發起總攻，如果進展順利，將在海州建立補給基地，向西配合另外一支甲種兵團進攻徐州，從而切斷從陸路通往京城的通道，徹底截斷曹銀的運輸。

沒有辦法為了緩解經濟危機我只能向最富裕的長江流域插手，至於北方，目下的情況除了大量向山東投資以外，我不準備有其他的動作，畢竟這裡的經濟基礎實在是太薄弱了。撈就撈大頭。

很多人認為明末的經濟衰退，是由於制度的破壞導致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

按明朝舊制，田賦由裡甲鄉官徵收，軍餉由自給自足的世襲軍戶承擔，丁役則透過徵發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襲匠戶提供。這種制度的運轉，依賴於中央政府維持有效的戶口登記和賦役分派程式的能力。

然而，經濟的貨幣化，都城遷至遠離長江三角洲主要產糧區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機構缺乏合理程式以維持理想的、自治的社會組織單位，全都促使這一制度日趨瓦解。例如，官僚和貴族靠朝廷俸祿為生。明初建都南京時，俸祿按稻米若干鬥計算；都城北遷後，原來的實物俸祿改以貨幣支付。起初是紙幣，後來是布帛，最後是白銀。兌換比率以當時谷價為準。此後兩個世紀，谷價不斷上漲，而以銀兩計算的俸祿則保持著相對的穩定。那點兒俸祿當然少得可憐，所以，各級官吏不得不通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