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共認為陳克是陰謀家兼投機份子，陳克不生氣，他只是覺得德國共產黨純盤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典型案例。德國掌權的是有產階級，德共混在議會里面想透過搞議會鬥爭取得政權本來就很可笑。德國國防軍根本不支援德共，德共手中根本沒有有組織的武裝力量，還自作清高的裝模作樣。怪不得歷史上德國共產黨被納粹黨給剷除掉了。一個小小的國會縱火案就能搞掉德共。

至於德共居然拒絕反猶，這是最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反猶在歐洲可是政治正確性的表現。不反猶太民族是可以的，但是在德國好歹也公開指責公開反對猶太投機商人的惡行。德共以為自己是耶穌麼？說了共產主義的道理，就能在海面上行走？還是能展現五魚二餅的神蹟？沒有實現這些神蹟的能力，那就老老實實說些人民能聽懂的話。

上有有產者與帝國主義國家反共產的共識，作為德國中堅力量的國防軍又根本不待見德國共產黨，好不容易遇到大蕭條，德共不說千方百計的去擴大自己在人民中的影響，切切實實的給人民做些事情。同時積攢德國共產黨手中的軍事力量。

拋棄了這些辦法，而去走議會鬥爭道路，德共真的是相信歷史唯物主義麼？這是陳克的疑惑。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陳克也沒辦法了。如果德共屬於可以救藥的範疇，中國是可以在後面真正幫一把的。德共爛泥扶不上牆，人民黨也不可能在這注定失敗的方向上投資。人民黨情報機構只能很遺憾的把德共也當作失敗案例來對待。也就是說，詳細記錄納粹黨的興起，以及德共的失敗。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案例。

除了這些事情之外，陳克整個1931年只幹了一件事，就是建立國家實驗室與生產之間的科技體制。作為鐵路子弟，陳克對高鐵的發展有不少比較多的瞭解。甚至可以說，中國生產與科技創新的扛鼎之作，就是高鐵的發展。中國引進的不僅僅是大量技術，更重要的是引進了歐美先進的科研機制。

在高鐵研發過程中，外國技術作用有限，甚至可以說很有限。關鍵的是這套機制，哪怕是一個螺絲釘出了問題，都要送到實驗室進行研究。研究的方向可不是僅僅限於怎麼樣能不出問題，而是首先研究出來為什麼會出事，用一個簡單的比喻就是“十萬個為什麼”。

是材質問題？是氣溫問題？科學上沒有偶然，只有根據規律的必然。這就需要海量的實驗來完成。要研究的不僅僅是發生的一個小問題，而是與之相關的各種規律。

例如北方寒冷氣溫下的膨脹率，這需要的可不是以度為單位的實驗，而是以十分之一度為單位的實驗。各種金屬配比也不是以1％為單位，而是要以0。01％為單位。光為了能夠精確控制這些材料裡面的配比，就是一場材料學的革命。

這些基礎研究沒有任何捷徑可走，就是不斷的鑽研，實驗。人民黨的工業薄荷醇生產獨步天下，這是陳克在大學時期，一次日本人來他們學校作報告。兩位日本教授的報告沒什麼特別的。一位專門搞薄荷醇生產的教授從舉止上倒更像是中國人，他講述了自己搞催化劑的問題。這位日本教授實驗了幾百上千次，全部失敗。最後從一位朋友那裡弄到了剛生產出來的一種新催化劑，含量以毫克計算。就解決了工業催化劑轉換手形碳問題。

科學的必然性是化學反應的必然性，找到這些必然性，只能靠嚴謹的科學態度，靠了大量的錢財、人員、實驗、資料歸納總結來一點點的積累。

這是誰都邁不過去的門檻。

1932年3月，陳克才算是初步離開了這方面的工作，該講的、該說的，陳克都辦了。從毛主席那裡學來的“科技反權威，反壟斷”思路，陳克也盡力推行了。實踐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一個團隊裡面，不分資歷，不分年齡，人人都該有發言權。

當然，反權威不等於是想方設法幹掉權威自己去當權威，然後利用自己的權威打壓其他人，這還是封建那套。與以往一樣，陳克在科學界也做了“反封建”“反平均主義”等等看似矛盾，卻根本不矛盾的諸多發言。

陳克強忍住，才沒有宣傳中庸之道。絕大多數讀中庸的人，根本就沒理解中庸到底在說什麼。而且生產力發展到現在的工業化時代，中庸也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工業時代的一切社會行為乃至個人行為，都要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這種觀念恰恰是最難建立。

莫道前路無知己58戰時路線（十）

1932年，大蕭條已經發展到高潮。那是全世界勞動者夢魘一般的回憶。歐美經濟衰退已經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