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就交給了一個新來的文書，這位文書就是人民黨的情報人員。經過私下調查，鄭文傑發現文書居然走的是徐世昌的路子，這讓鄭文傑徹底死了心。倒不是鄭文傑認為徐世昌會背叛袁世凱，更不是徐世昌會勾結人民黨。而是北洋整體的無能已經到了這個程度，總理一系的人也會被人民黨滲透。發現了這個事實之後，鄭文傑對北洋的未來更加不抱幻想。要知道，北洋的情報工作到現在也沒有能夠滲透進人民黨裡面去。而人民黨已經開始進入北洋相當機要的部門來。

把一份北洋新編部隊軍官花名冊讓文書抄寫，鄭文傑又瞄了文書一眼。這位二十多歲的青年沉默寡言，卻又不顯得不合群。每天讓幹什麼就幹什麼，每個人即便不喜歡他也不會討厭他。誰能想到這麼一個老實人居然是人民黨的間諜？文書接到任務後應了一聲就開始工作，舉止與普通的文書毫無區別。這種專注聽話鄭文傑也很喜歡。

坐回自己的辦公室，鄭文傑忍不住想，人民黨現在肯定已經非常清楚時局的變化，他們到底會怎麼應對這樣的變化？未來的戰爭會殘酷到什麼樣的程度？鄭文傑作為文職人員不太可能會親自上戰場，他本人卻不能不畏懼未來爆發的最終決戰。

人民黨明顯沒有畏懼的情緒，或者說眼前局面沒有留給人民黨畏懼的空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現實已經無須再費力考慮。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結尾有過最明確的論述，“綜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結帝guo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是否“勾結帝guo主義”就是敵我劃分的根本標準。北洋以及北洋的附庸毫無疑問已經勾結了帝guo主義。一部分人民黨黨內的同志曾經對陳克的“預言”有過懷疑，事實已經證明了陳克的預言根本沒錯。北洋最終還是從自詡的中國領導者守護者變成了帝guo主義的附庸，徹底站到了人民革命的對立面上去。

陳克一直希望同志們能夠解放思想，局勢發展的確讓同志們看到了事實真相，對陳克來說這是無上之喜。1915年1月16日，人民黨在武漢召開了人民黨第二屆三中全會。全會上除了繼續確定陳克主席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以及人民革命思想的指導性地位之外，陳克向人民黨全體中央代表做了《新時代下全球視野內戰略觀》的報告。

“中國已經不可能繼續孤立於全球之外，帝guo主義來自全球各地，中國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全球化的戰略眼光，註定會誤判局勢。北洋集團以及北洋集團的附庸在鎮壓中國人民革命的立場上與帝guo主義的勾結，這是雙方基於各自利益的必然選擇。對此，全黨上下要有深刻的認識。有背叛階級的個人，但是沒有背叛利益的階級。只要北洋集團以及附庸集團繼續堅持維護壓迫人民的舊秩序，他們就會不斷的尋求同階級的合作者，不斷試圖去鎮壓人民革命，對這樣的一批敵人，我們沒有妥協的可能。不管他們是對革命舉刀相向，不管他們是試圖對我們跪地哀求，這些人所要求的絕對是儲存舊有的土地制度，要求保留他們在舊制度下擁有的特權地位”

陳克不止一次的發表過如此涇渭分明劃分敵我的發言，但是這次對同志們的觸動尤其之大。原本同志們沒有想到曾經反對帝guo主義的地主階級居然和帝guo主義真的聯起手來了，不管有什麼樣的“苦衷”，與帝guo主義聯手都意味著對中國的背叛。如果以前一部分人民黨黨員還敢給地主說幾句話，有一部分黨員嘴上不說話，行事的時候還在制度允許的範圍內對地主寬容一些。到了今天，沒人再敢有什麼反對。

“同志們，我再強調一次。我們人民革命要確立的工業化社會主義制度與農業的土地私有制度之間是兩種制度之間的競爭，是兩種生存方式的競爭。在這樣的制度競爭中，失敗者必須退出歷史舞臺。這不以我們個人意志為轉移，這是社會層面的終極利益競爭。在這樣社會層面的競爭中，不管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參與，不管是主動認識到還是茫然無知的狀態，這種競爭就是非此即彼，不存在中立空間的。要麼就是資本所有者萬萬歲，要麼就是勞動者萬萬歲。根本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

意味著決戰號角吹響的聲音尚且在會議廳中迴盪的時候，已經有一批萬分激動的同志站起身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