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只要交糧能到一定的數，其他的都好商量。”

這話聲音不高，卻清清楚楚的表明了稅吏的想法，稅是要收的。不過稅吏個人的好處也不能少。曹逸風臉上賠笑，心裡面恨不得拿起把刀把稅吏們給戳死。雖然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家族絕對不可能支援人民黨的土改，不過見到稅吏的這種嘴臉，或者說見識過人民黨的稅收之後再重建舊稅吏的嘴臉，曹逸風反感程度飆升到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高度。

曹逸風曾經去過人民黨根據地，他一個堂姐就嫁到了河南。就曹逸風在幾十裡外的人民黨根據地的所見所聞，人民黨的稅收與北洋這邊完全不同。老百姓沒人愛交稅，所以人民黨從來不逼著百姓納稅，交公糧都是百姓主動的。經過並村建鎮之後，百姓都集體居中在鎮上的什麼“社群”裡面。那可都是樓房，明亮的玻璃，漂亮的落地窗簾，清潔的自來水，還有平整光潔的水泥地板。

夏收之後所有糧食都是百姓自己去交，沒有人拒絕或者拖延。一來三成稅不高，二來若是不及時繳納稅糧，百姓就會被取消在供銷社的購買資格。平價購買商品的錢比在買供銷社廉價購買多出去好多，這個花費足夠購買兩三倍於公糧的糧食了。老百姓們在這筆帳上算的比誰都更精明。所以從來沒有逼迫，更沒有稅吏的勒索，稅糧這玩意你愛交不交。若是交糧，收糧的地方也不刁難你。

曹逸風的堂姐嫁給了當地一個綽號“周扒皮”的地主，這位“堂姐夫”除了自己是個玩命幹活的種地狂之外，在盤剝佃農勞動上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土改的時候差點被人給打死。不過這位到有個好處，就是愛種地，吝惜錢財，不愛放高利貸。加之特別聽“官府”的話，地被沒收了也不敢反抗，總算是活了條命。人民黨組織生產隊的時候，周扒皮倒是報了名。他“扒皮”的名聲在外，反倒頗有些愛種地的人敢和他合作。

大家先按照人民黨的規定，公開制訂了生產隊的規矩，“周扒皮”自告奮勇當選了生產隊長以後，親自規劃生產安排。而且規定中講明，若是畝產超過280斤，多出來的糧食“周扒皮”能分到兩成五。這文書經過人民黨公證處公正，所有參與的百姓都在上面按了手印，畫了押。而且周扒皮特別畏懼政府，政府建議他們生產隊參加“統購統銷”的糧食收購計劃，他研究之後也說服了生產隊的參與者們參加了。

這個生產隊共有五百八十多畝地。一年下來，平均畝產320多斤。除了自家地的收成之外，周扒皮還按照文書淨落了6000多斤糧食。加上生產隊承包的飼養廠，每個參與者年底都分了兩頭豬，二十隻雞，兩千多個雞蛋。根據“統購統銷”計劃，每人年底收入超過300塊人民幣。周家全家八口收入高達6000人民幣。在河北，人民幣與“袁大頭”的兌換比例在5：1到3：1的水平。就是說周家一年收入最少有1200塊大洋以上的水平。當年周家有200多畝地的時候根本掙不到這麼多錢呢。

所以周扒皮請自己的小舅子曹逸風喝酒的時候，菜色很“簡樸”，話倒是說了很多。周扒皮盛讚人民黨在農村水利基礎建設上的投入，更加盛讚人民黨那“拖拉機”的大用處。若是地方上沒有普及水澆地，若是農忙時節沒有拖拉機往來不斷實施深耕，運輸各種物資，農業產量根本不可能提高。至於人民黨的農業科技部門，周扒皮快把這些外鄉來的年輕人吹到了天上。良種、天氣預報、各種病蟲害防治技術，乃至於土地特點以及營養成份的調查，這些年輕人下地不多，很多東西都是照本宣科。周扒皮可是積年種地的老把式，那些新名詞雖然一時不懂，可裡面的原理是一聽就明白的。因為急需勞動力，周扒皮一度耽誤他家兩個兒子一個閨女去上學，結果周扒皮被教育部門的幹部拖到了村大會上以“對抗義務教育法”的理由公開批判了一番，但是周扒皮毫不記恨。他已經決定讓兩個兒子初中畢業後去安陽新開辦的農業學校上學，好好學習人民黨的農業技術。

雖然幹活是把好手，周扒皮酒量不行，幾杯下肚舌頭就大了。他醉醺醺的對自己小舅子曹逸風說道：“沒地不用怕，只要人民黨說話算話，肯勞動就能賺錢，種地就有賺不完的錢。我們村其他那幫地主被分了地之後跟死了爹孃一樣，其實怕個球。人民黨這官府說話算數，是個好官府。你們家那邊要是被解放了，你覺得混不下去，就跟著哥哥我來種地算了。只要你肯幹，多了不敢說，一年讓你掙三五百塊沒問題。”

曹逸風當時也不敢說什麼不敬的話，周扒皮小腿和手臂上那一條條高高鼓起的血管，每次見都讓曹逸風覺得一陣隱隱的蛋疼，那可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