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德在克來伯廣場遇到一對正在遛狗的老夫婦，那是他家附近經營五金行的鄰居。他停了下來，脫下帽子，禮貌地問候：

“早安，馬畢先生、馬畢夫人。”

“啊，早安。”

“早安，羅蘭德先生，今天真是好天氣。”

馬畢夫婦是一對非常開朗的夫妻，兩人的頭髮都白得有如阿爾卑斯山上的白雪。瘦瘦的馬畢先生曾在戰爭中負傷，右腳微跛。相較之下，馬畢夫人顯得比較豐腴，工作熱心且正直，他們也是典型的亞爾薩斯人。

那隻小型犬輕聲吠叫，羅蘭德也朝那隻梗犬打了聲招呼，它就與它的名字“波特斯”一樣，是隻勇敢的小動物，羅蘭德從小就喜歡動物。

與老夫婦道別後，羅蘭德繼續往前走。

亞爾薩斯的史特拉斯堡位在法國北側，隔萊茵河與德國為鄰，這塊土地與內側的洛林區都曾是德法兩國利己主義之下的犧牲品。基於地理、軍事等眾多因素，兩國間爭端不斷，造成有些土地割讓給德國，有些地方併入法國領土、而居於其上的人們則飽受歸屬屢屢變更的悲慘滋味。

在發生兩次世界大戰的這個世紀裡，亞爾薩斯曾是德國領地，也曾是法國領土，或是從屬其中一國的自治區，身份不斷變更，但可悲的是，亞爾薩斯從來無法成為獨立的亞爾薩斯。

結果，受迫害、被虐待的都是亞爾薩斯人。他們一直為自治而戰，但在兩大國猛烈的合併政策下，亞爾薩斯這塊土地仍是慘遭蹂躪，財富、母語與信仰都被剝奪了，這些人身、物質上的殘害，比起法國的三十年戰爭或許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得到解放的亞爾薩斯成為法國領土，政局乍看之下已恢復穩定，但其實多數的亞爾薩斯人內心仍期望能獨立。羅蘭德並非好戰的亞爾薩斯人，但在心底深處，他也以身為這個民族的一分子而自豪。

羅蘭德赴巴黎求學是二十歲的事。一開始，聽到他講亞爾薩斯語的法國友人都不掩輕蔑地嘲笑說：“聽起來真像塞爾特語。”當然，亞爾薩斯語並不屬於塞爾特語系，而是日耳曼語系的方言，而羅蘭德為了得到他們的認同，可說費盡了苦心。然而，就算亞爾薩斯屬於法國領土，但法國人對亞爾薩斯的無知、不解與偏見仍是根深蒂固。羅蘭德曾憤慨地想，既然如此，成為德國領土或許還好得多吧！

對亞爾薩斯與其上的人們來說，所有事物都具有雙重性質。亞爾薩斯這塊土地既屬於德國，也屬於法國；亞爾薩斯人既是德國人，也是法國人；就連文化、社會、經濟、歷史都有德國派與法國派。至於種族、信仰，以及獨特性又如何？例如宗教，從前以新教徒居多，在被法國佔領的期間，許多人卻被迫改信天主教。

這種差別在戰時更為顯著。德國人罵他們是“法國混蛋，背叛者”，法國人則痛批他們是“普魯士人，特務走狗”。羅蘭德父親那一代的人，小時候先是被迫以德語為母語，後來又被迫學習法語，因而許多亞爾薩斯人都能流利地使用兩國語言。

到了最後，亞爾薩斯人終究是亞爾薩斯人，但這卻是最不被允許的事。自我的存在、自我、心理，這些都被德國與法國的雙重性撕裂，永難一致——多數亞爾薩斯人至今仍抱持這種想法。

羅蘭德心中的不滿也是源於此。他熱愛亞爾薩斯這塊土地，卻也恨它成為令自己痛苦的枷鎖，這應該就是近親憎惡吧！

代表史特拉斯堡的地標很多，葛登堡廣場是其中之一，在廣場左前方可以看見另一個地標——聖母院大教堂的高聳尖塔。在那附近有戲院與商店林立的街道，如刺槍般尖銳的高塔彷彿直直刺入街道上方的萬里晴空。

一般而言，只要提到聖母院，就會令人聯想到巴黎塞特島上的哥德式聖母院大教堂（Cathdrale　Notre－Dame）

，但原文字就有“聖母瑪莉亞”之意，再加上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這段時間流行祭拜聖母的背景，因此便成為這時期所建的教堂的共同名稱。

通常，法國哥德式的教堂或聖母院，其正面兩側各有一座華麗的尖塔，與嵌有薔薇花窗的正面牆壁形成對稱美感。然而，這個城市的聖母院只有一個尖塔，而且是位在建築物左側，因而更顯得尖塔高聳入雲。尖塔高達四百二十公尺，登塔遠眺時，除了能看見南邊的孚日山脈，還可見到遠在東方的德國黑森林。

而葛登堡廣場的名字，當然是取自十五世紀成就活版印刷技術的德國人葛登堡之名。由於他的功勞，今日人們才能透過書籍這種簡便的傳播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