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遺。牧師感到她的凝視。他柔聲說：“你父親和我只是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這問題的。我們承認還存在著另一種觀點。如果你確實要這麼做，我們不應反對。”

西碧爾的決定一直未變。她在等候克拉克森醫院的住院通知和芝加哥方面的回話。她把不久即將發生的事，看作是朝那“可怕的事物”所發動的一次強化衝擊。在她父母和她自己多年躊躇和拖延以後，終於採取了首次行動，的確使人慰安。在年紀還輕時無法顯示的堅毅果斷，現在終於能充分發揮出來了。

突然，一切都變了。原因是她在患咽炎的同時又患了肺炎。其實，肺炎不是原因，而是一種手段。她感到劇烈的頭痛和咽痛。她想起床給威爾伯醫生掛電話，取消10月6日預約門診，但頭暈和衰弱得實在不行。西碧爾請她母親打電話給威爾伯醫生。

西碧爾聽見海蒂·多塞特把醫生的號碼告訴接線員，跟大夫的秘書說了幾句，便同醫生本人通了話。“是的，我是多塞特夫人，西碧爾的母親，”海蒂一口氣不停地說下去。“西碧爾病了。10月6日不能見你了。是啊，好象每個人都嗓子痛，但她還得了肺炎。反正是她叫我打電話找你的。謝謝。”

咔嗒一聲，她母親結束通話了電話。

“大夫怎麼說？”西碧爾問道：“她說什麼了？”

“她什麼也沒有說。”她母親回答。

“沒有提到下一次預約時間？沒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沒有。”

火車已經到達特倫頓，但西碧爾的白日夢仍在繼續。

她母親話語的回聲還不能停歇。她在奧馬哈所說的話似乎是現在說的。她粗聲粗氣的嗓音，清晰得猶如她坐在西碧爾鄰座一般。火車向紐約行進。她的回憶，按照她的假設，是依著其自身的邏輯，一個個自動地顯現出來。發動這一切的是那位醫生，她如今去尋找的那位醫生。

西碧爾聽見母親說威爾伯醫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後的預約門診後，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緒，認為醫生一定以為自己在康復後會打電話聯絡的。但當她完全恢復健康後打電話時，對方卻告訴她威爾伯醫生已經離開奧馬哈市，不再回來了。西碧爾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這是很自然的。

經過家中多次苦鬥，經歷了說服父母同意她治療和住院的極度痛苦，如今，這一條康復之途卻轉眼間煙消雲散了。她覺得，象自己這樣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經受這一次打擊。

她離開電話桌，軟弱地坐在床上。她想她母親又該大加嘲笑，她父親又會默默地表示不滿了。她想到威爾伯醫生，想到她怎麼不打一聲招呼就頭也不回地走了呢？她把醫生得罪了嗎？醫生會不會以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療？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現在又是什麼？一封來自芝加哥的信。信中宣告心理分析家的時間已約出了兩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這一來，心理分析完了。失去威爾伯醫生，克拉克森醫院和繼續治療也完了。於是，在她寧靜的臥室中，西碧爾面對這樣的事實：無論如何，她不得不單獨一個人幹了。她甚至說服自己：由於威爾伯醫生離去，由於芝加哥之行一筆勾銷，她反倒更加可以隨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願望是回學校去。

她身體怎麼樣？她心中無數，但威爾伯醫生的治療可以作為復學的手段。不管怎樣，她已經見過精神病大夫了。

她給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厄普代克小姐答應運用自己的影響來玉成此事。在這同時，西碧爾繼續在初中執教，而且繪畫。她所畫的“城街”和一幅鉛筆畫在奧馬哈一家畫廊中展出。但那不可名狀的可怖之事仍然糾纏著她。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糾纏，便在當天的日記中委婉地寫了一句“今天一切都好。”1947年1月，西碧爾回到學校。

在第一個星期，厄普代克小姐驚奇地知道了實情。當西碧爾告訴她整個課程可以聽下來而沒有內心的紊亂（要是在過去，她就非離開教室不可）時，厄普代克小姐好象十分高興。西碧爾在1947年1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最近很好。”在1947年1月8日，西碧爾提到那不可名狀之事時在日記中寫道：“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象昨天那樣同厄普代克小姐談到這件事，且維持在這水平上。一直沒有“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聽到了我的懇求。”

可是，這不可名狀之事，這種“傾向性”，並沒有停歇。她的日記是那“傾向性”存在與否的確切標誌，因為當西碧爾還能把持整個處境時，她總是記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