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凌駕於法律之上，沒有先例或風氣可加以限制。這之所以可能，又因為他主持這樣一個政權，它不是基於法律，而是基於他的人格和他的思想意識。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在20　世紀5O　年代初期迫害了許多美國人，但是他沒有警察權。法律許可他傳訊和誣陷別人，但不許可他逮捕或刑訊別人。美國1692　年馬薩諸塞州塞薩勒姆的巫術大案也曾有些文革精神。要在歷史上找先例，可以回溯到歐洲中世紀血腥的宗教戰爭時代。那些宗教法庭審判，甚至1814　年在羅馬還生動地出現過。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般人民大眾反對知識分子的鬥爭，是過於簡單化了。對西方作家和歷史學家來說，他們大多自以為是知識分子，別的國家的同行自然也都是好人。我們都有一種先人為主的毛病，就是支援全世界各地的知識分子的自由和人權。

顯然在毛看來，1969　年以前的中國自由派人士，多數還是自由主義者。同時，“現行體制中的知識分子”，是一個新的學者一官僚階級。高階黨校畢業生，甚至莫斯科訓練的留蘇學生，都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堅定信仰者，可是對於毛的新觀點可能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在政府和黨的系統中，他們是編輯、作家、教育家和意識形態的理論家，對於黨的路線問題，都能夠發表長篇大論。他們中間有些人已經搜長於舊學者的技藝：如寫字、繪畫、做詩、考古、搞歷史研究。不但如此，他們也像舊時代的真正儒生官宦一樣，形成互相攀比的高階士大夫階層。如果有機會，他們也可以為權力地位雄心勃勃地爭奪起來。派別鬥爭發展起來的話，他們自然也會自立門戶或者成為這個或那個幫派的成員。

毛和他的同事們在彭德懷事件上的爭執，使各種各樣外衣下面形形色色的派系都顯露出來。大官成為小官的保護人，他們又共同合作起來以防止別的派系掌權。他們的派系鬥爭，突出表現在理論的分歧和意識形態的爭論。這些新的學者一官僚階級也有他們通常有的派性和士大夫的個性。他們關於農民的知識和對於農民的關懷，大部分屬於理論方面，正如同明朝和清朝時代計程車紳一樣。社會革命也許不在他們手中繼續下去，但是他們可以形成一種新的官僚階層的堅硬的外殼和人民頭上的特權階層。

結局

到20　世紀70　年代初期，以“四人幫”為首的文革上海派雖然仍控制著言論和媒介，但是他們即使在毛的支援下，也沒有辦法接管政府和經濟的管理。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行政機構漸漸凝聚在周恩來周圍。1973　年周患癌症之後，他逐步培養鄧小平做他的接班人。雖然鄧曾被文化大革命列為毀滅的目標，但他久經考驗並且和解放軍方面關係特別好，又非常幹練、富於膽魄，不像劉少奇那麼容易被趕掉。剛好在l975　年1　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前，他已被推為黨的副主席，並是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之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命了鄧為第一副總理，也就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之下第三號領導人，而且鄧被任為軍隊的總參謀長。這一次人代會聽取了周恩來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報告，這是他的最後的公開政績之一。

周恩來在1976　年1　月逝世後，“四人幫”禁止了一切悼念活動，但在1976　年4　月，“四人幫”再也制止不住幾十萬群眾集合在天安門廣場，圍繞烈士紀念碑，迫悼他們敬愛的已故總理。這次集會被稱為“四五事件”；　與“五四”成為歷史上相平行的紀念日。這個由反對“四人幫”的人們所發動的集會終於被驅散，並且鄧小平第二次被趕下臺。

但是“四人幫”禁止不了同年7　月北京以東唐山市發生的大地震。這次地震死了50　萬人並迫使北京居民住到街上。每一個農民都相信自然界與人之間天造地設的關係，天災與人禍的聯絡。在這樣大禍臨頭的時刻，毛於1976　年9月9　日逝世。他把繼承權留給了從湖南調來、做過公安部長的華國鋒。10　月間包括毛的妻子扛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中她的三個同事的“四人幫”被逮捕並審判。在權力的變動中，1978　年末鄧小平取得了勝利。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也就是農村中的人民來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結果，是重新迴歸到對於家庭的依賴。考慮一下這些不正常的現象吧：一個人的階級成分，一經50　年代初期劃定之後，世世代代就承襲下去，差不多變成一種“種姓制度”。全國人口中6　％的“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的後代將永遠生活在一塊烏雲陰影下。同時，城鄉之間人口依然不得流動，農民生活依然被視為低人一等，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