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順治十二年，升任湖廣常德鎮總兵官。聞聽吳三桂反正，蕩朔軍兵臨城下，其子楊寶應亦是蕩朔軍將領之一，遂為內應，開城迎蕩朔軍而入，知府翁應兆投降。清兵逃竄。

夏國相又督率軍隊奪取了常德以北的澧州，此役沒有經過戰鬥，大兵到時，城內清軍獻城易幟，變成蕩朔軍之一部。清將提督桑峨、總兵官周邦寧率部從荊州趕至澧州城外增援，見敵人軍容甚盛。自感一旅“孤軍不能迎敵”，“不得不退回荊州”，向朝廷告急，請求“大兵星馳”赴援。

十二月十一，蕩朔軍將領吳應期與張國柱率軍攻至洞庭湖之濱的重鎮嶽州，該城參將李國棟“私行納款”，獻城投降。

殄朔軍日夜兼程，突逼湘潭城下，守城的清軍“士卒解體。孤城無援”，湘潭一鼓而下。駐防長沙的巡撫盧震聞聽明軍已佔湘潭，為保性命，擅自放棄守土之責，竟丟棄長沙於不顧，逃往嶽州去了。

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留下守城，眼見明軍已近在咫尺，全城人心惶惶。官兵已無心守城。二人自知大勢已去，不想為清朝效力。遂派人至湘潭請降，連同部屬和城池都獻給了明軍。

十一月二十八，被切斷退路的衡陽清軍匆忙後撤，徵朔軍則趁勢反攻，負責斷後的湖南綠營稍觸即潰，都統赫葉及瑚里布不得已率滿兵回頭迎戰。軍心本已散亂。滿兵在兵力佔絕對優勢的明軍圍攻下大敗，擠竄於湘江，溺斃者無數。少量殘兵不敢向北，逃過湘江，東竄江西而去。

一個多月的時間。明軍調動了三個軍，十餘萬人馬，在湖南攻城掠地，長驅直進，連陷沅州、常德、辰州、長沙、嶽州、衡州等戰略重鎮，除衡陽戰事激烈外，所經之地，諸府州縣將吏非逃即降，幾乎重演了“三藩之亂”時的情景。

“吳三桂反叛以來，湖南綠旗官兵多附賊。”

“逆賊虛聲恫嚇，以致巡撫盧震棄地潛逃，已行拏究。湖南文武各官仍能保百姓，固守地方，允稱盡職，事平之日，從優加典。”

“賊勢猖獗，所屬州縣官員不能安民心，固疆域，致常（德）、澧（州）、長（沙）、嶽（州）相繼陷賊，全部革職查問。”

“吳三桂身膺重任，甘心從賊，橫行兇逆，塗炭生靈，理法難容，神人共憤。今削其爵，特遣寧南靖寇大將軍統領勁旅，前往撲滅，兵威所至，刻期蕩平。”

“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賊境，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被賊驅迫，懷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爰頒敕旨，通行曉諭，爾等各宜安分自保，無聽誘脅，即或誤從賊黨，但能悔罪歸誠，悉赦已往，不復究治。”

明軍的反攻凌厲難敵，滿兵敗於衡陽，綠旗清軍則是一觸即潰，甚至聞風而逃。清廷異常震恐，擋不住明軍的攻勢，便追究地方軍政大員失土的責任。又是聖旨連下，一邊虛聲恐嚇，一邊政治利誘。

同時，清廷也意識到“武昌重地，不可不予為防守”，急命都統覺羅朱滿領兵速往武昌，“保固地方”。倘敵軍眾多，不得輕戰；如敵軍不來，可於武昌以南，選“水路要地駐防”。清廷又恐調兵不及，急令在南昌的都統穆佔率軍轉赴武昌，先行抵擋敵軍攻勢。

接著，清廷進行了一系列的緊急調動，分遣各方面軍，任命各方面軍的統帥——將軍，迅速進入各自的戰區，諸如武昌、荊州、彝陵、鄖陽、襄陽、漢中、西安、京口、江寧、安慶、山東與河南等要地。這些戰略據點，憑藉長江天險，將以荊州為中心，重點佈列在長江中游與下游地區，與長江南、山東、河南個別地區互有延伸交錯，形成了一道頗為嚴密的軍事攻守防線。

此時，清廷終於意識到只動用滿洲八旗和漢軍綠旗兵，已經兵力不敷，不得不徵調蒙古各旗部隊。先調察哈爾護軍驍騎一半兵力，從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調距離北京稍近的科爾沁十旗、敖漢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騰一旗、歸化城十旗，共出兵萬人。

其中抽出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約萬餘人，由固山貝子準達率往荊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約萬餘人，由多羅貝勒尚善等率往武昌。清廷限定，蒙古兵於二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時，命科爾沁部輔國公圖納黑、杜爾伯特臺吉溫布赴荊州聽用，巴林部貝子溫春、臺吉格勒爾圖赴武昌。

事實上。清廷的遙控指揮和調兵遣將已經晚了。常德、長沙“扼湖湘之險，當水陸之衝”，為明軍所佔後，“全楚之勢”都轉到了明軍方面，想要扭轉，談何容易？

而且。明軍在湖南的全勝，就象一道衝擊波，引起了連鎖反應，那些不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