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除《四書》、《五經》以外其他任何書籍的，如果有人竟然對文學藝術，或科學工程有興趣，那更駭人聽聞，會被他的親友所不齒。知識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醬缸之中，沒有自己的思想，更沒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類還有別的知識和別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於是，一種只有中國才有的“官場”社會形成了。

歐洲歷史正開快車，十四世紀已進入文藝復興時代，掙脫了黑暗時代的枷鎖，呈現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國人卻還陷在文化糟粕所淤塞的醬缸中，這讓朱永興難以忍受。

要想使國家、民族精神飽滿地一躍而起，便首先要在思想上獲得解放和創新，而不是繼續封建社會的衰邁，閉上眼睛看不到外面世界的日新月異，看不到近現代文明的興起，去營造一個所謂的什麼什麼“盛世”。

“萬歲，可否以時務策論為主考較能力和見識，以八股為次考較文筆，這樣的話，物議或可平息。”查如龍想了想，謹慎地建議道。

“時務策論同樣可考較文筆。”朱永興斷然搖頭，停頓了一下，緩和了語氣，說道：“不必管那些物議，即便是有考生罷考，朕也不改主意。今時不比往日，民心求治，幾個死捧八股的讀書人，還翻不了天。”

“萬歲英明神武，再造中華，幾個迂腐文人自是不足論。”查如龍苦笑了一下，說道：“微臣只是擔心萬歲的名聲受損，畢竟八股是高皇帝所定，又是延續數百年的取士之準，驟然廢除”

“高皇帝驅蒙元，功莫大焉！”朱永興停頓了一下，話風一轉，沉聲說道：“高皇帝是英雄，然是完人否？所制便不可更改否？別的先不說，只文字獄和八股取士，朕便深惡之，非改不可。”

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是釣鉤。這並不是滿清的獨創，而是繼承，並將之發揚光大，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中國文化逐漸淤塞成為一個醬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獄，一是八股文。

文字獄屬於詔獄的一種，它的特徵是：罪狀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一個單字或一個句子，一旦被認為誹謗元首或諷刺政府，即構成刑責。文字的意義不在客觀的解釋，而在當權人物主觀解釋。文字獄的本身就是當權人物作賊心虛的一種反應，越是心虛，越是神魂不寧。

在明朝，文字獄尤以朱八八始，且最酷烈。比如浙江（杭州）府學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則垂憲”，處斬；北平（北京）府學教授趙伯彥，奏章上有“儀則天下”，處斬；桂林（廣西桂林）府學教授蔣質，奏章上有“建中作則”，處斬；這些句子裡的“則”，本是“法則”和“標準”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釋，當時江南方言，“則”與“賊”同音，朱元璋認為顯然是諷刺他作過小偷的往事。

還有尉氏（河南尉氏）縣學教授許元，在奏章上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這兩句話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卻解釋說：“法坤與‘發髡’同音，發髡是剃光了頭，諷刺我當過和尚。藻飾與‘早失’同音，顯然要我早失太平。”於是許無處斬。這一批人都是地方學校教師，只不過代地方官員撰寫奏章，竟招來殺身之禍。

當然，文字獄不限於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對印度高僧釋來複最為禮敬。釋來複告辭回國，行前寫了一首謝恩詩，詩中有兩句：“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意思很明顯，他生在異國（殊域），自慚不生在中國，覺得自己還沒有資格歌頌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釋不同，他說：“殊，明明指我‘歹朱’。無德，明明指我沒有品德。”於是釋來複從座上客變為階下囚，處斬。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皇帝想殺誰，完全可以胡亂解釋，隨意指罪。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如果當權者有這個嗜好，那對知識分子便是一場災難，除了被“誣以謀反”外，又多出一種純屬於文字的罪名。

倉頜造字時，神鬼曾經夜哭。萬馬齊喑時，則意味著愚昧、欺詐、僵化、落後

中國歷史上僅有兩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一是朱元璋，一是劉邦。劉邦能始終保持英雄們所有的豁達大度的氣質，不脫平民社會的本色。朱元璋卻深以他的平民身份為恥，深以他當過乞丐和和尚為恥。在他充滿自卑的情意結中，產生強烈壓制別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不可否認，朱元璋亦是英雄，於中華民族有大功。但象朱永興所說，他不是完人，甚至是有著嚴重的人格缺陷，並犯下了極為嚴重的錯誤。

“後世子孫永不許恢復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請求，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