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隊作戰。”魯國公祁三升謹慎地說道：“而且瀕臨大海，若有水師助陣的話，將事半功倍。”

“水師也只能在湄公省慢慢建立發展。”朱永興稍顯無奈地說道：“目前南海艦隊的任務是擾襲兩廣沿海，抽不出身來。好在無須著急，兩三年的時間裡，總會有辦法的。”

“真臘孱弱，縱無水師，亦不是我軍對手。”宜川伯高啟隆對財政狀況雖然不是很瞭解，但卻知道朱永興殫精竭慮、東挪西湊地維持目前的局面，已經相當不易，所以也便不想要求太多。

“孱弱是孱弱，可為何未被滅國？”朱永興不等祁三升和高啟隆回答，便自己給出了答案，“南阮於柴棍紮下釘子，緩圖擴張，又不斷南侵佔城，並干涉真臘王位繼承，強迫真臘獻地酬謝，打的便是蠶食的主意。鯨吞固然乾脆，但越族人口跟不上，兵力亦要分薄，便難以對付北鄭的進攻。我們亦要如此，慢慢擴張，兵不雪刃，基礎一定要夯實，不能光顧眼前痛快，埋下長期的隱患。”

在將近半個世紀的南北惡鬥中，北鄭動員兵力最高達十萬，而地廣人稀的南阮常備兵力則只有兩萬人左右。南阮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在七次鄭阮戰爭中自保有餘甚至能主動北伐，這與歷代阮主不遺餘力地對越南南部進行深入的開發建設是分不開的。

但現在，朱永興結盟占城，遏制了阮氏向南擴張的步伐。如果不想與明軍大規模開戰，阮氏便只能向西侵掠真臘，或向西北攻擊南掌。按照目前鄭阮戰爭相持不下的態勢，朱永興認為阮氏多半不會愚蠢到選擇前者。

“戰爭為政治服務。”朱永興說到了最後的重點，目光從祁三升和高啟隆臉上掃過，“湄公省遠在海外，通訊聯絡頗費時日，吾不便直接指揮下令，便需要湄公省文武相濟，精誠團結，臨機決斷。”

明朝以武立國，接受宋代教訓，起初沒有采用以文抑武的政策，相反大幅度提高武官級別。明太祖朱元璋還明確規定文臣不得封公侯，最高只能封伯爵，又設定最高軍事機構為中軍、左軍、右軍、前軍、後軍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副手都督同知，從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

而且，朝廷各衛的指揮使都是正三品，各省的軍事長官都指揮使為正二品，要高於本省的行政長官布政使（從二品）。地方各衛的指揮使也是三品官，千戶所的千戶為正五品。百戶所的百戶為正六品，都遠高於知縣（正七品）。

但是這套武官系列到了明中期後就運轉不靈，朝廷陸續在各地設定“總兵”作為某一部隊的總指揮，並另行委派參將、遊擊、守備等中級軍官作為基層部隊的指揮官。而在這些武官之上具有戰區指揮權的卻往往是朝廷派出的文官擔任的“提督”、“總督”、“經略”。

以文抑武或以文制武的弊端，朱永興知道得很清楚，但他也知道武將不聽號令，挾兵自重。或貪功濫殺的害處。

所以，軍隊政治化是一個制約的措施。這樣做不僅能增強軍隊的凝聚力、戰鬥力，忠君愛國的思想也會慢慢滲透進每個士兵的心裡。雖然政治工作發展的時間並不長，政務官員的經驗還顯不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朱永興還是對此充滿信心。

在軍隊政治化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之前，朱永興便需要壓制已經出現的以文制武的苗頭。並且用變通的辦法來理順軍、政的關係。

“文武不和，國之大害，請殿下放心，末將等定遵從宗總督的命令，絕不敢自作主張。”祁三升和高啟隆交換了下目光，由祁三升向朱永興作出了保證。以文制武的風聲，他們兩人都有耳聞，現在看來是要開始實施了。

“軍、政分開，這是日後必行的政策，汝等不必擔心。”朱永興彷彿看穿了二人的想法。笑著說道：“但依目前的狀況，軍政交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宗守義可以下令作戰，但如何作戰，卻還是你們與參謀團商議後決定，他也無權干涉。”

這就是變通，打與不打握在文官手中，如何打卻依然是武將作主。這樣做的好處是相互有個制約。又避免了外行指揮內行的弊病。

“殿下英明。”祁三升和高啟隆擔心的也正是被不懂軍事的文官瞎指揮，現在有了很大的自主權，也便稍感滿意。

朱永興又與二人研討了一番中南半島的形勢，覺得沒有什麼疏漏後。又設便宴為二人餞行。宴畢，朱永興親自送二人至府門，方才回到辦公室繼續工作。

海防已經有了商稅收入，鑄錢開始在滇省流通，茶葉、雄黃等產品也出口創匯，再加上鏡子的獲利，朱永興除了用這些錢購置軍備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