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目前的成都，軍民的差別很小。軍人既站崗、巡邏、訓練，也開墾耕種；百姓呢，主要是墾荒拓殖，但也要定期接受軍訓，並被組織成鄉勇，負責維護治安。

昌國公高文貴回到後宅沒歇片刻，楊名知便派人來請。來到官衙，楊名知笑著將書信遞過來，看來是個好訊息。

“這——”高文貴看過書信，愣怔了一下，便咧開大嘴笑了起來，然後神色一肅，拱手一躬，鄭重說道：“殿下一言九鼎，我代將士遙謝感恩。”

楊名知也趕緊拱手躬身，說了一句“殿下英明”，起身之後笑道：“如此軍心可穩，士氣可鼓，經略四川，大事可成矣。”

高文貴覺得事情並沒有那麼容易，但此時卻不宜說喪氣的話，連連點頭，笑道：“待我去派些穩重的將士前往迎接，莫要被那些粗莽的傢伙給嚇到了。”

“正該如此。本官這便派人收拾房屋，便讓他們住在城北如何？介時軍屯中的田地——”楊名知徵詢著高文貴的意見。

“楊大人放心，軍屯的田地便全讓出來，那幫想媳婦想得睡不著覺的傢伙也樂得如此。”高文貴擺了擺手，帶著一陣笑聲轉身而去。

洪雅，天生城。

史載：蜀王劉文秀由建、黎出雅州，至洪雅魚丘坪，修王城帥府，宮闕壯麗，勞民傷財。統兵數萬，不敢節成都，而來魚丘坪做帥府，使蜀中有司、紳士盡來朝賀

事分兩面，蜀王劉文秀在洪雅興建“宮殿”、營房，聯絡“蜀中有司、紳士”，目的是在四川殘存百姓中樹立永曆朝廷的威望，同時著手屯田發展生產。而且，他駐足洪雅也有當時的現實考慮。

首先，劉文秀入川后的駐節地不能離雲南太遠，以免孫可望一旦反戈內向，救援不及；其次，他率領大軍入川必須選擇社會生產破壞較小，基本上能夠就地解決糧餉的地區；第三，只有在立足已定，並且沒有後顧之憂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向成都、重慶一帶推進。

可惜留給蜀王劉文秀的時間太短，孫可望叛亂，他奉詔出川入滇，接著又被李定國解除兵權，再沒有回到四川。

“永曆十年，歲在丙申餘秉鉞專征，剪桐蜀土，為根本之地。期於水陸分道，力恢陝豫，略定中原雖兵民異跡，家室偕情，欲攘外夷，先安內志。務使同仇敵愾者，無遼顧之憂，則一鼓而前，士氣百倍。爰相厥宅，暫拔茅連茹，以為根本之計者，謂治國先治家也。從此長驅北伐，直搗黃龍，奏膚功以繪麟閣，期與諸將士指顧計之”

晉王李定國再次抬頭，望著牆上所掛的拓寫的《天生碑》記，為自己故去的兄弟蜀王劉文秀壯志未酬而身先死而遺憾，也更感以往之非，是以常注目於此，既為緬懷，亦為反醒警誡。

雖然心中也急於進取，但身處其境，李定國才知道朱永興所說的經營大於戰事，以及當初蜀王劉文秀頂著非議，駐足於此的原因了。最大的敵人不是收縮於重慶一帶的清軍，而是在隨處都是人煙稀少的川境內推進所需要的糧草物資。

如果要加快經營，首選卻不是雅州這稍嫌偏遠的地方，而是成都平原。那裡地勢平坦、河網縱橫、物產豐富、水系發達，自古就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只要初期的糧草物資供應得上，那裡開墾的荒地在第一年就能打出糧食，按照一年兩熟計算，也就不再需要向政府伸手。

當然，這從雅州直跳到成都，完全靠水路聯通，還要提防清軍再度來犯，確實是有風險。但綜合整個川中形勢，這個風險是值得冒的，也有應對之策。

李國英兵敗雅州，又在嘉定府中伏身死，川中清軍的實力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多數都撤往重慶，歸於高明瞻指揮。成都清軍本就不多，見到高文貴所率的明軍前來，便棄城由德陽、綿陽撤到了江油。

川北一地，清兵盤踞最久，人民受害尤慘。且夔門未開，蜀喉尚梗，保寧昔稱僻壤，今惟此一線羊腸，竟作三巴孔道，既要供應重慶清軍，自然難以在凋弊的川北駐紮大量的軍隊。

四川巡按郝浴也曾經主張收取成都平原墾荒屯田，以蜀糧養蜀兵，可是墾荒屯田除了兵力保障地方安定，還需要先投入大量糧食、種子和耕牛、農具作屯田之本。沒有清政府的財政支援，墾荒屯田的想法終究成了畫餅充飢。

所以，能夠進攻成都的清軍不是川北那些象徵性的少量駐軍，而是秦、蜀接壤的重地，廣元的清軍。無論運輸向保寧還是重慶的糧草，清軍都是在廣元裝船，然後順流而下運輸到前方。

若攻成都，清軍肯定會從廣元出發，沿著嘉陵江直奔劍閣，在劍閣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