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在經濟開發和文化藝術創造中，或者在反對外族敵人的鬥爭中，漢族都起著主導作用；這是歷史事實。

當然。從華夏族到中華民族，的確有民族之間的歧視問題。但從古到今，哪個先進民族對落後民族不存在歧視？這種歧視當然是錯誤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經濟和文化上的先進，必然造成優越感。漢族人在幾千年前就是文明民族，治世用三綱五常，禮義廉恥，宣威以典章制度。文化科技，很多周邊民族對漢文明都十分嚮慕。有的民族主動溶入漢族，更多民族向漢民族學習。

況且，漢族的這種優越感並沒有造成對與其他民族根本性的隔閡，相反，古代中國人的天下觀是一種在今天看來都很開放的觀念，對於真正以夷入夏者無不認同。而對於本族中嗜殺成性者同樣貶斥。

以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為後盾，坦承地認同藏族、苗族、蒙古族、回族等都屬中華民族，勇敢地接納願意接受先進理念、沐浴中華文明的他族民眾，不斷增強凝聚力和歸屬感，共同締造一個輝煌燦爛的偉大國家。便是朱永興正在推行的民族政策。

而招募番騎，不過是早已在推行的民族融合的眾多舉措之一，也是對國家實力的信心進一步加強的外部顯示。

雖然國家暫時還沒有能力斷然實施“改土歸流”，但一些緩和的政策卻悄然實施，比如土官的繼承人必須在書院就讀，比如在土府、州、縣設立學校，比如在周邊實施惠政以吸引土民。

而當土官絕嗣，後繼無人，或宗族爭襲，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間互相仇殺，被平定後，即派流官接任；土官犯罪，則以罪革職，改由流官充任；如有土民向官府申請“改土歸流”時，朝廷也以所謂從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襲，改為流官。總之，大明朝廷但遇有機會，立刻抓緊改流

“對不法土司用計擒為上，以兵剿為次；使其自動投獻為上，勒令納土為次；既要準備用兵，又不專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懾，力爭以政治手段解決。”對各土司的處置，朝廷已有章法。同時，朝廷也不斷調整雲﹑貴﹑川等省邊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區劃，以便統一事權，使地方官相機行事。而且，這也是趙王白文選一直擁兵坐鎮雲貴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改土歸流的榜樣——那嵩，身為少數民族，卻一躍而入內閣中樞；滇省磨乃土官龍吉兆和龍吉佐交出世襲領地及土司印信，歸政中央，獲賞晉升。一為廣南巡撫，一調任保定知府，最小的弟弟龍吉祥則依然領安南都統使一職，經營在南掌搶來的領地。

不管是那嵩的看清形勢，還是龍家為了後宮的龍兒添光加分，在沒有動亂的情況下，改土歸流沒有正式提出，也沒有大刀闊斧，看似順其自然，但也頗有成效。特別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來就靠近內地，勢力有限，一旦被抓住把柄，那也只能無奈地交印交權，聽從政府安置了。

而政府對待這些主動的土司也不苛刻，保留財產，酌加賞賜，又或予世職，或給現任武職，使其雖無實權，但生活卻依然能夠富足。至於以後是敗是盛，便要看個人的努力了。

而改土歸流的地區，官府重丈土地，廢除原來土司的賦稅徵收制度，與內地一樣，按地畝徵稅，五年之內數額又少於內地。這不僅大大減輕了原來土民所受的剝削，而且不給心懷不滿的土司煽惑民眾進行叛亂的機會和理由。

變化，到處都在改變，有的雷厲風行，有的潛移默化，但身處在朱永興所掀起的改革大潮中，整個國家內的民眾都多多少少感受到了這一點。

或許老百姓還只是在計算著家裡能增多少人口、要多耕種多少田地，今年能打多少糧食，能吃幾頓肉；但有心的人卻漸漸意識到，傳統時代正在漸行漸遠，現在的皇帝正在走著一條不同於歷史的道路。

吏治、科舉、舉報監督、行政司法分離、地方政務公開這些是對於為官為吏的，專業化的氣息越來越濃，不再是全能為官；七聖並尊，儒術雖未明旨貶斥，但獨尊的地位越來越鬆動，這是對讀書人的，皇帝的愛憎，恐怕是直接影響到他們出仕的直接因素。

商人有了更寬鬆的環境，從海上到陸地，商路極大地拓展，且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大大提升，只要你遵紀守法，按章納稅，便不用擔心官府的刁難盤剝，且投訴有門；工場主有政策的稅賦優惠，藉著市場的旺盛需求，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同時，政府出臺的《勞務法規》又使其有了監管和限制。

和平安定、輕賦薄役、機遇發展、公平透明再夾雜著一系列密集出臺的法律法規，構成了昭武紀年初期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