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甚至在反對沙星及其政府官員的鬥爭中，也總是避免採用暗殺行動。布林什維克認為。恐怖手段是毫無作用的，只能敗壞革命運動。此外，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不可能不考慮到，殺害基洛夫將正中斯大林下懷，後者將不失時機地利用它來除掉原反對派的領袖。事實也正如此。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處決尼古拉耶夫之後近一個月，各報又報導說，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局長菲利普·麥德維基、副局長孔波羅熱茨及其他十名內務部工作人員，在最高法院的一次秘密審判中被判處剝奪目由，其罪名是，“在獲悉有人正在醞釀殺害基洛夫的情報後沒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謀殺發生。”

這一判決出乎尋常的溫和，實令我大吃一驚：居然只有一名被告被判處十年拘禁，其餘的人，包括麥德維基和他的副手孔波多熱茨，只被判處兩年至三年的徒刑。這一切大使人惶惑不解，因為對於斯大林來說，謀殺基洛夫，不僅是對他的政策，而且也是對他本人的威協：既然內務部今天可以置基洛夫的生死於不顧，那麼明天，他斯大林本人也可能落到同樣的危險境地。任何一個瞭解斯大林的人都滿以為斯大林一定會下令槍斃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並要求處死所有負責基洛夫安全的工作人員。他應該那樣做，哪怕是為了殺一儆百，使內務部的其他工作人員不要忘記，他們的頭顱是直接系在領袖人物的生死之上的。

最令我吃驚的是，斯大林在得知基洛夫被殺後，還敢於立即親自前往列寧格勒。他如何看重自己的生命，這一點我深為了解。在如此險惡的局勢下，他的列寧格勒之行，的確有些異乎尋常。

斯大林在個人安危上顯得特別謹慎，隨時都是提心吊膽的。下面從幾個最能說明這一點的例子。

眾所周知，每當紅場上舉行慶典，斯大林出現在列寧陵墓上時，四周都有由一隊隊精悍的衛兵和一大群來自內務部的貼身保鏢組成的人牆。不僅如此，他還要在制服內穿一件沉甸甸的防彈背心，那是在德國專門為他定做的。

斯大林常到郊外官邸。為確保途中安全，他要內務部將沿途街上的居民遷出三分之一，並將騰空的房屋供內務部工作人員居住。從克里姆林宮到郊外官邸共有三十五公里。但作為斯大林的專用交通線，巡邏守衛的“機關”工作人員晝夜不斷。值勤人員分為三班，每班人數多達一千二百。

甚至在克里姆林宮的高牆內，斯大林也不會冒險獨行。比如說，他要離開辦公室到大克里姆林宮殿去，也要先由衛隊認真地將路上的人統統攆開，根本不管那些人的職位高低。

斯大林每年要到索契去休假。動身前，他總是吩咐把在莫斯科的專車和在高爾基市的專船同時準備好。有時，他樂意坐專車直接從莫斯科啟程；有時，他又要沿伏爾加河順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再由那裡轉乘專車到索契。預先誰都無法知道斯大林此次會去哪條線路，也無法知道他何日啟程。他的專車和專船得提前幾天做好充分準備，但只是到出發前的最後幾個鐘頭，斯大林才把此次選擇的路線告訴幾個親信。在他那安裝有特製護板的列車前後，各有一列坐滿衛隊的列車。斯大林專車上的儲備極為豐富，足以渡過為時兩週的圍困。一有警報，專車窗外的鋼甲護板便會自動關閉。

斯大林雖然自詡為工人階級的領袖，但卻從來沒在工作時間去過任何工廠，因他害怕與工人直接接觸。

斯大林謹慎小心的事例，簡直俯拾皆是。正因如此，我才難以相信報紙的報導，說他膽敢冒險到列寧格勒去，要知道危險的恐怖組織剛剛才在那裡活動過，那裡的內務部人員連基洛夫都沒保住。所以，斯大林此行這一事實不能不使人想到：殺害基洛夫是一個人單獨乾的，而有關被偵破的恐怖組織的說法，純屬烏有。

基洛夫被殺之謎，我在一九三五年底回到蘇聯後才知道。經芬蘭到列寧格勒後，我曾到內務分局大樓一趟，原因是要打直線電話與莫斯科聯絡，並預訂一張晚上去莫斯科的特快列車的臥鋪票。在那裡，我碰上一個新上任的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領導人。內戰時，我和他曾同在一支紅軍部隊裡呆過。談話中，我們自然談及自基洛夫被害後列寧格勒發生的一系列變動。原來，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原局長麥德維基和副局長扎波羅熱茨，在因“基洛夫案”被判刑後，實際上根本沒蹲牢房。按斯大林的吩咐，兩人被安排到“列寧金礦”托拉斯的領導崗位上，在西伯利亞負責富金礦的勘探工作。“他們在那裡過得挺不錯，當然，比在列寧格勒要差一些。”我的老朋友還補充說，麥德維基那任性的妻子到西伯利亞去看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