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基的“法官”中間，只有兩個人活了下來，即布瓊尼元帥和後來升為元帥的沙波什尼科夫。布瓊尼過去是沙俄哥薩克軍隊的一名士官，後來參加了革命。早在國內戰爭期間，他就成了斯大林的知已和酒伴。此人臉皮特別厚，不擅長“高談闊論”，卻精於縱酒狂飲和獵取女人（特別是手下的女秘書）。對這樣一個布瓊尼，斯大林當然是無須顧慮和提防的。

另一個活下來的“法官”沙波什尼科夫，革命前是沙俄的一名上校軍官，頑固的保皇黨人。在革命的最初年代，他親眼看見過自己的軍官朋友們一個個人頭落地。投向革命隊伍之後，他一直在提心吊膽地過日子，生怕丟了自己的生命。終於有一天，他時來運轉——斯大林發現了他，並將他收到了自己的保護傘之下。

在五個蘇聯元帥之中、還有一個，名叫亞歷山大·葉戈羅夫。十月革命爆發時，他還是沙俄軍隊中的一箇中校。在國內戰爭中，他跟隨圖哈對夫斯基，在波蘭戰線上指揮一個軍。當時，斯大扣留作為政治委員（那時叫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在葉戈羅夫的司令那裡工作過一段時間。對葉戈羅夫的軍事才幹，斯大林不得不佩服。他倆成了好朋友。很多年之後，斯大林在為了眨低托洛茨基和突出自己而篡改國內戰爭史的時候，曾多次求助於葉戈羅夫，讓後者為他充當“不偏不倚”的證人。斯大林有四個經常聚首的酒友。葉戈羅夫就是其中之一。他們的聚會通常是由布瓊尼代替斯大林出面，在布瓊尼的別墅中進行。斯大林成為至高天上的獨裁者後，幾乎拒絕了所有老朋友的這類阿泱奉承之舉，但同葉戈羅夫的友誼卻始終保持不變。而且，斯大林與葉戈羅夫之間還是以“你”相稱，就象是推心置腹的知己一般。所以，當斯大林開始有步驟地屠殺紅軍高階將領之時，任何一個“訊息靈通”人士都沒有想到，這把屠刀會砍向葉戈羅夫。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的一位好友在國內休假後回到了西班牙。他同葉戈羅夫他女兒很要好，所以很瞭解有關葉戈羅夫的情況。他給我講了這樣一件奇怪的事情。

除掉圖哈切夫斯基之後，斯大林建議葉戈羅夫去佔用死者的豪華別墅。但葉戈羅夫搖了搖頭，謝絕道：

“不用了，謝謝！我這個人，有點迷信”

但是，斯大林既不會放過謹小慎微的人，也不會饒恕講迷信的人。一九三八年底，葉戈羅夫突然被免去國防部副人民委員的要職，接著就永遠地失蹤了。

經過遇番“清洗”，紅軍高階將領己所剩無幾，但斯大林還不罷休，他命令內務部繼續一批接一批地逮捕軍隊的中高階幹部。這是他所採取的特殊的預防借施。斯大林認為，躲過了鎮壓的高階軍官們是不會忘記自己戰友的慘死的，而且會時刻擔心自己遭到同樣的不測。用斯大林的話說，這種思想狀況是“不健康情緒”。而要消除這種“不健康情緒”，斯大林認為只有一種手段一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事情還不僅僅侷限於軍隊。這股無法無天的恐怖浪潮已經席捲了全國各地和各個領域。根本不可收拾。這股浪潮的最可怕之處，就是誰也不知道這一切究竟最怎麼回事。被新的鎮壓浪潮吞沒的犧牲者。已經不再是昔日的黨內反對派。而是一些為斯大林奪取政權出過力的人，有不少甚至是他最親密的戰友。有關“克里姆林宮中的瘋子”的傳聞，已深入到黨內外的幹部群眾之中。透過下面這份簡略的被清洗者名單。就可以看出斯大林在消滅自己的忠實戰友，在摧毀自己的國家機器方面，達到了何等瘋狂的程度。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被鎮壓的蘇聯政府重要官員（他們從未參加過反對斯大林的任何派別）有：

重工業部人民委員梅民拉烏克

財政部人民委員格林柯、副人民委員切爾諾夫和雅科夫列夫（相繼被捕）

資易部人民委員魏採爾

郵電部人民委員哈勒普斯基

國防工業部人民委員會普希莫維奇

司法部人民委員克雷連柯

國營農場部人民委員卡爾馬諾維奇

教育部人民委員布勒諾夫

水運部人民委員楊松

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前後三任）葉努啟則、阿庫洛夫、溫什裡希特

國家銀行行長馬裡雅辛

人民委員會議副主席安蒂波夫

重工業部副人民委員謝烈布羅夫斯基

外貿部副人民委員埃利亞瓦

政治局委員柯秀爾和盧祖塔克

這些人個個都是忠於斯大林的，我敢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