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時刻他必須回莫斯科。他已經得知，他在內務部的三個好朋友——施泰因布魯克、西利和博德斯科——都已經被捕了。他們跟他一樣，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俘後參加革命的。馬利預感到自己已經大難臨頭，他憂鬱地說：“我知道，我這個過去的神父．毫無生還的希望。但我還是下決心回去，我決不能讓別人說：這個神父果真是個間諜。”

我始終也不懂，究竟是什麼力量驅使馬利非回莫斯科不可。要知道，他跟在巴黎的許多同事都不一樣，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來約他的手腳。什麼忠於祖國呀，擔心親人的命運呀，對他來講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因為他的祖國應該是匈牙利，而不從俄羅斯．他在蘇聯也沒親人來，他如此鋌而走險、莫非是出於視死如歸的職業習慣？或者，是他認為，一個經歷過從神父到契卡和間諜之路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已無地自容？

反正，馬利回到了莫斯科。頭三個月，他安然無恙地在外事局辦公。很多人都以為他已奇蹟般地躲開了不可避免的死亡，戰勝了命運。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馬利突然失蹤了。從那以後，再也沒人聽說過有關他的訊息。

摧毀內務部其他分局的行動，可說是雷厲風行，迅猛異常；但對外事局工作人員的逮捕，卻顯得繽密細緻而毫不急進。直到該局局長斯盧茨基被幹掉之前，很多人都還以為，為了保留一批通曉外語和國際事務的力量，斯大林不會大肆清洗這個局的專業幹部。

一九三八年初，絕大多數駐外的老一代契卡幹部都已奉召回到了蘇聯。這樣，斯大林就再也用不著保留象斯盧茨基這樣的誘餌了。二月十七日，斯盧茨基上班後，被自己的老朋友，此時已被提拔成葉若夫的副手的米哈伊爾·弗舉諾夫斯基請了人。半小時後，斯盧茨基的副手什皮格爾格利亞斯接到弗裡諾夫斯基打來的電話：“請到我這兒來一趟！”當什皮格爾格利亞斯走進弗裡諾夫斯基那寬敞的辦公室時，首先看見的，是躺在地板上的斯盧茨基。從現場看，斯盧茨基是從椅子上滑下地板的，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杯茶和一盤點心。斯盧茨基已經沒氣了。什皮格爾格利亞斯立即意識到自己的局長被毒死了：但他知道，此時最好別“多管閒事”。他只是建議快去叫醫生，　可弗裡諾夫斯基回答說，　醫生已經來過，“藥物幫不了忙啦”。“是心臟病發作”，他以十分內行的口吻，不經意地補充了一句。

弗裡諾夫斯基任命什皮格爾格利亞斯為外事局局長，並要求他把斯盧茨基“病逝”的訊息，通報所有駐外情報站。他還指示。訃告中應將斯盧茨基定為“忠心耿耿的，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斯大林主義者”，“內務部失去的傑出活動家”。用這些漂亮的言辭，目的全在於不讓尚在國外的為數不多的老契卡人員產生疑心。為了把這場“貓哭耗子”的醜劇演完，葉若夫還命令將斯盧茨基的遺體安放在內務部中心禮堂，佈置衛兵通宵守靈，以便讓人們“與死者告別”。

然而。這幾滴“鱷魚淚”非但沒達到目的，反而欲蓋彌彰。稍微有點醫學常識的弔唁者，一眼就會發現死者臉上那明顯的汙斑——氰化鉀中毒的痕跡。

什皮格爾格利亞斯在弗裡諾夫斯基的授意下很快就擬好了斯盧茨基的訃告，然而葉諾夫並不著急。他不準用電報，只許用普通外交郵件的方式發訃告。這樣一來，大部份在國外工作的內務部人員收到訃告並得知斯盧茨基的死訊，已是三個星期之後的事了。例如，我收到訃告時，斯盧茨基已死去十二天了。而在這十二天裡，我還給他發過好幾封電報，居然還得到了由他署名的回電。同訃告一塊寄來的，還有一份《真理報》，上面有一篇悼念死者的短文，署名是“一群同志”。顯然，無論葉若夫還是他的幾位副手，都認為自己沒有在文章上署名的必要。

第二十章　軍隊群龍無首

經過兩次莫斯科審判，槍斃了一大批老布林什維克，接著又大規模地清洗了內務部，至此，斯大林掀起的這場恐怖浪潮，似乎應該收場了吧。甚至連最悲觀的人也想不到這場浩劫還將繼續下去。然而，老謀深算的斯大林總是讓人感到意外，連最瞭解他的人也難以預料他的囊中之計。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蘇聯報刊登出了一篇簡短的政府通告。通告上說，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其他七名紅軍高階將領，因充當間諜為“外國”效勞而被逮捕，並將送交軍事法庭。指控他們的另一罪名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蓄謀發動的反蘇戰爭中、使紅軍遭受失敗。次日上午，報上又出現新的官方通告：審判已經結束，全體被告人都被判處槍決，立即執行。同時，通告還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