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夏天，當葉若夫成為內務人民委員之後，斯大林又命令他準備了第二批五千人的原反對派成員名單。這五千人也同樣未經審判就被集體槍斃了。這樣的屠殺究竟發生過多少次，我不清楚，大概，在最後一名原反對派成員沒被消減之前，血腥的殺戮就不曾停止過。

一九三六年底。我被派往西班牙，擔任共和國政府顧問。遠離祖國，我不可能再親眼目睹旨在消災老布林什維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審判的準備情況。但是，透過一些被派來法國和西班牙執行任務的內務部“訊息靈通人士”之口，我仍然瞭解到大量有關這兩次審判內幕的情況。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第一次審判中，斯大林強加給出庭的原反對派領導人的罪名只有一個——從事暗殺和恐怖活動。他當時認為，僅憑這一條罪名就足以置對方於死地了，因為根據刑法，象“陰謀暗殺黨和政府首腦”這樣的罪行，其行為人是要判死刑的。而且，斯大林還認為，說慘遭失敗的政治反對派決心用極端的恐怖手段來奪回手中失去的權力，聽起來合乎清理，不會引起國內外輿論界的懷疑。

正是基於這種判斷，斯大林又開始籌劃第二次審判。一九三六年底，內務部偵訊人員得到指令：迫使拉狄克、謝列布里亞科夫、索柯里尼柯夫練犯人承認自己參加過所謂的“平行總部”。按照斯大林的設想，這個“平行總部”本來打算在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的成員們被捕之後，即開展恐怖活動，但還沒來得及實現自己的犯罪預謀就被搗毀了。

其實，對於偵訊人員來講，要迫使自己的受審人接受這一罪名並不十分困難，因為這與上次硬栽給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名有很大區別，這次的被告人不是被指控策劃並實施了具體的恐怖行為，而僅僅是被指控參加了某個並無實際作為的“平行總部”。僅僅根據這一點就可以讓受審人相信自己絕不會被槍斃。

然而，這一正在落實中的偵訊方針，卻突然發生了變化：內務部領導有一天突然下令，中斷一切審訊，等候新的指示。偵訊員們都莫名其妙：莫非，斯大林看見第一次莫斯科審判的結果引起世界輿論的嘲笑和憤慨，就決定不再搞這種審判了嗎？然而，才過了幾天，偵訊人員們又被莫爾恰諾夫召去開緊急會議。會議下達的指示，照他們看來，無異於痴人說夢；強迫受審人承認企圖藉助德、日兩帝國的力量奪取政權和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偵訊人員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不是看見葉著夫一本正經地坐在會議室裡，他們一定會認為莫爾恰諾夫瘋了。

按照這一新的說法，被告們就將從罪過較輕的“平行總部”成員“升級”為德國法西斯的間諜了。考慮到偵訊人員會因此而難以向自己的受審人交待（要知道，他們都曾向自己的受審人許過願，作過說明）。莫爾恰諾夫命令他們相互交換受審人。這樣，面對一個新的受審人，審訊員就用不著對自己過去的許諾或說明負責了。

強加給這批老布林什維克的罪名，帶有明顯的挑撥性，而且極其荒謬。可是，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斯大林這麼幹呢？他為何要突然改變自己原先為審判定下的調子呢？

說起來，這也不足為奇。斯大林從休假地回到莫斯科後，聽取了亞果達的情況彙報，供從中得出一個令人不快的結論：剛結束不久的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對他來講是得不償失。當然，除掉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爾諾夫，可以算是斯大林的一大勝刺。但從其他各個方面來看。審判卻不能不說是一場慘敗。首先，國外國論界認為，這次審判是一場拙劣而荒誕的鬧劇，純粹是斯大林公開報復並剪除政治對手的行動。從法律上看。那些牽強附會的拙劣舉證和顛倒黑白的“事實”也逐漸暴露在全世介面前。其中最丟人的，莫過於那個在哥本哈根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裡飯店”事件。而更重要的是，這次審判激起了蘇聯勞動人民對被鎮壓者的同情，而且，這種同情的程度越來越強，許多人甚至為這些老革命家沒能誰擁斯大林獨裁政權而深感遺憾。亞果達曾在一份密報中反映。莫斯科某些工廠的牆上出現了這樣的標語口號：“打倒殺害十月革命領袖的兇手！”“真可惜，他們沒能幹掉這個喬治亞惡棍！”

這一切都表明，局勢十分緊張。而且，還有一種情緒令斯大林寢食不安。自從出現過“民粹黨”這個有名的恐怖組織之後，革命恐怖主義就在俄國青年人頭腦中成了某種為正義事業而開爭的英雄主義和獻身思想的象徵，對此，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而現在。他散佈出老布林什維克要暗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