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那是在一九三一年），趁皮達科夫夫婦上班之際，斯大林吩咐人民委員會議事務管理局，派人將他們的兒子和一點可憐的家當搬進了一幢新建的宿舍樓。皮達科夫的新家十分寬敞，擺設豪華，可是，對斯大林這一討好之舉，皮達科夫卻無動於衷。的確，皮達科夫早就脫離了反對派，但他一直固執地拒絕攻擊自己過去的志同道合者，更不願巴結斯大林。

某些原反對派成員曾指責皮達科夫投進了斯大林的陣營，他堅決否認，並宣告自己僅僅是要脫離政治。有一次，在同幾位反對派骨幹成員交談時，皮達科夫說；“現在唯一使我感興趣的是，我能否保證讓國庫裡有足夠的錢！”此事發生在一九二九年，當時，皮達科夫被任命為國家銀行管理委員會主席。這些話，斯大林都知道，但透過內務部密探，他還了解到皮達科夫曾對幾個朋友說過這樣的話：

“我不否認斯大林是個毫無才氣的人，也不是那種能夠領導全黨的人；但現在的形勢是，如果我們繼續反對斯大林，最終將陷入比現在更糟的處境，因為那時我們將不得不服從卡岡諾維奇的領導。可我這個人，任何時候也不願聽命於卡岡諾維奇！”

對皮達科夫的這番評價，斯大林是絕不能原諒的。但他很能忍耐，並善於等待。他也不得不長時間地忍耐，因為要實現國家工業化，要培養一批有能力保持工業飛速發展的專業技術幹部，絕非一日之功。斯大林等待了八年。一九三六年底，他終於命令亞果達：逮捕皮達科夫。

我跟皮達科夫是老朋友。早在一九二四年，我倆就認識了。當時，他負責國家經委，我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經濟分局副局長，同他的部門有著經常性接觸。此外，作為檢察長，我還是由皮達科夫負責的秘密的“司法委員會”成員之一。這個“司法委員會”是根據政治局的決定於一九二四年建立的，專門負責調查有關各工業管理局領導人的案件。委員會有權決定將某個領導人的案件提交法院，也有權根據生產或其他需要決定只給予行政處分。

皮達科夫最突出的特點是沒有私生活。他根本不屬於自己：每天上午十一點前上班，凌晨三點才離開辦公室。他的工作時間總是排得滿滿的。忙得每週只能吃上兩三頓午飯。由於工作緊張和營養不良，他瘦得很厲害。臉色蒼白，一副病態。加上幾根稀疏的淡黃鬍子，又瘦又長的身材，看上去很像個俄國的唐·吉河德。一在我的記憶中，他總是穿一件廉價的，手工很差的西服。他買衣服，專揀便宜的，而且一穿就是好幾年。也不知為什麼，衣服到他身上總顯得特別小，袖子短得可憐。

有一年，皮達科夫出訪德國，並在那裡為蘇聯做了一筆五千萬馬克的買賣，可他卻下榻於一家小旅館，而且要了最便宜的房間。與皮達科夫做生意的德國公司經理實在難以理解：這位大名鼎鼎的，手中握有財經大權的蘇聯政府要員，為什麼身上穿的還不如他們私人公司的低階職員？

皮達科夫有過家庭，可是家庭生活卻不順利。他妻子跟他一樣，也是名黨員，但她不愛整潔，對家務事幾乎不聞不問，還特別愛喝酒。經常發生這樣的怪事：皮達科夫需要緊急出差去外地或國外，但家裡連件乾淨襯衫都沒有，只好跑去向自己的秘書柯利亞·莫斯卡列夫惜兩件。更使莫斯卡列夫和妻子傷心的是，皮達科夫出差回來常常把還襯衫的事忘在了腦後，最後幾年裡，皮達科夫實際上與妻子離婚了。然而，他倆還是很要好的朋友，甚至還經常往來。這都是因為對獨生兒子的愛，皮達科夫按法庭審判達一年，他們的兒子才十歲。

尼古拉·莫斯卡列夫是皮達科夫最信任的助手和朋友。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人。一九三七年他剛好三十五歲，已在皮達科夫身邊幹了五年。莫斯卡列夫非常愛戴這個領導，幾乎踉皮達科夫形影不離，弄得自己的妻子一提起皮達科夫就憤憤不平：她吃醋了。

在對皮達科夫的預審中，殘忍的刑訊人員又一次使出了喪盡天良的慣用伎倆——強迫皮達科夫的妻子和摯友誣告他。這種手段帶有“正宗的斯大林風格”。自從拉爾任斯基去世後，內務部實際上就完全處於斯大林領導之下。斯大林不只一次地“教導”內務部工作人員說：對付受審人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他們的親朋好友提供的揭發材料。讀者一定還記得斯米爾諾夫案，當時，出來“揭發”斯米爾諾夫的，就是他的妻子薩福諾娃和摯友穆拉奇科夫斯基。斯大林最看重並最擅長的，就是威逼或誘使被告人夫妻反目，父子為仇或兄弟相鬥。這樣做，既可打擊受審人的鬥志，又能徹底摧毀其精神寄託，而且，看見政敵家庭破裂，眾叛親離，斯大林就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