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陰陽之別，陽熱裡證莫盛於陽明，白虎、承氣湯證是其典型病證，陰寒裡證莫盛於少陰、四逆，理中湯證是典型病證。寒熱虛實的分證又各有表裡之不同。至於陽證似陰，陰證陽陽、陰盛格陽則更需要脈證合參，詳加審辨，這樣使八綱辨證更為具體化、條理化，而且與傷寒六經辨證又達成較為合理的統一。因此他的理論在後世傷寒臨床治療中比較通行。

《傷寒發微論》大祗是許氏學習《傷寒論》的心得體會，此書聚集了二十二篇論文，對幫助後學者理解《傷寒論》頗有裨益。《傷寒九十論》是一冊醫案醫話集。許氏選擇了九十種不同的傷寒治驗病案，記載詳細而較為忠實，幷包括了十一例死亡之病例，每例之後均予以分析討論，反映了許氏較高的理論水平與治療技藝。對於《傷寒論》理論的理解及中醫臨床工作，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五）郭雍與《傷寒補亡論》

郭雍的《傷寒補亡論》是宋代《傷寒論》研究著作中最接近原書面貌，引用原文數量最多，文字最忠實的一家，與《註解傷寒論》相比，其主體部分，即傷寒六經證治部分及“平脈”、“辮脈”篇均基本保留原編次面貌。全書排列先是總論與脈法，次為六經證治，再次為治法、病證，治法仍以“汗吐下溫灸刺水火可不可”來分類。

本書所言之“補亡”即採擷《素問》、《難經》、《金匱要略》、《諸病原候論》、《外臺秘要》諸論及宋肱、龐安常、常器之諸家之說來補充仲景《傷寒論》中所闕處。從參考書的選擇、證類排列、論證說理各方面，郭氏均力求細緻全面。因而此書既反映了《傷寒論》的學術觀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傷寒論》前後中醫有關傷寒學術的流傳情況。

郭雍對傷寒病機及辨證的認識，受朱肱的影響極深，對其六經經絡病機說以及分經絡、辨脈二步辨證法幾乎完全接受，溶為已說。因此《傷寒補亡論》的地位恐怕不在於它對傷寒病的診治有何獨到的創見，而在於它在學術流傳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運氣學說的興盛

以“運氣七篇”（指王冰次注本《黃帝內經素問》中卷十九至二十二中的七篇論述運氣學說的專著）為標誌的五運六氣學說，雖然形成的時代較早，但在唐代以前它卻是罕為人知的，幾乎沒有什麼實際影響。直到唐。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王冰將“運氣七篇”補入《素問》之中並加以註解闡發以後，運氣學說才為世人所知，並逐漸受到重視。唐代後期又陸續出現了幾部運氣學說專著和專篇，如《素問六氣玄珠密語》、《天元玉冊》、《昭明隱旨》和《元和紀用經。六氣用藥增損法》等，其中除《昭明隱旨》已佚失外，其餘三部書尚存，這幾部書舊題為王冰撰，但據其內容考證可知，均為唐代後期人士偽託王冰之名而作。

宋仁宗嘉祐至宋英宗治平年間（1057～1067），由“校正醫書局”將王冰重新編次的含有“運氣七篇”的二十四卷本《黃帝內經素問》選作範本，加以校正並頒行全國。“運氣七篇”在王冰次注本《黃帝內經素問》中佔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它被作為醫學經典——《素問》的重要組成部分由官方頒行全國，這無疑大大提高了它在醫學領域中的地位，擴大了運氣學說在醫界的影響。因此，北宋的醫學校——太醫局以及地方醫學校也將王冰次注本《素問》作為教科書，並將“運氣”列為基本教試課程之一。北宋末年，運氣學說由於受到宋徽宗趙佶的大力提倡和推廣而進入鼎盛階段，《聖齊經》與《聖濟總錄》將運氣學說置於突出地位。這一措施不僅在全國醫界、而且在全民範圍內推廣普及運氣學說知識，運氣學說的影響和應用至此也達到空前的興盛時期。

劉溫舒《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以下簡稱《運氣論奧》）成書於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全書共三卷，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分三十個專題，對運氣學說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進行了闡明和發揮，《運氣論奧》立論比較醇正，不象《玄珠密語》和《天元玉冊》那樣偏僻駁雜，更無占卜災祥的內容。它忠實於“運氣七篇”的基本精神，著重摘取。“運氣七篇”中原有的概念、原理和理論格局，加以闡釋和發揮，該書以相當篇幅對五行生剋休旺、十干、十二支、五行生成數、納音、月建、四時氣候、九宮分野等自然哲學的基本概念和理論加以論述，也是為了闡發運氣學說，使之便於理解。《運氣論奧》是中醫史上的一部較重要的運氣學說專著。

南宋時期，陳言在其《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針對年乾和年支詳細而具體地開出了治療五運太過不及和六氣司天所致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