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惡的是，他們竟被日軍吃掉了！”有證據表明這些飛行員曾被暴打、被刀刺傷，然後被砍頭，他們的屍體遭到肢解，他們的肝臟被用來做日式火鍋料理“壽司燒”，肉被切成一條一條的用來調湯。

“我的母親看了《生活》雜誌上的那篇文章後變得歇斯底里，”龍尼·戴伊說道。“她整年地哭，從未從這件事的陰影中擺脫，從未恢復到以前那樣，她的一生不得不在醫生的護理下度過。”因為文章並未提及任何美國人的名字，只是粗線條的對傳聞的細節進行了描述，因此使得親人們的心理始終處於一種極度痛苦的不確定狀態。戴伊先生後來寫信給海軍方面請他們不要再向他家寄信了，因為他妻子已經為此精神失常。後來，吉米所在的海軍部隊記錄處說，“以後信的地址應寄給‘地方退伍軍人服務辦公室’，由他們和戴伊先生親自聯絡，這樣母親就不會再像過去那樣遭受失去兒子的痛苦了”。

最後，在飛行員犧牲一年半以後，他們的家人在1946年秋收到了海軍方面寄來的有關他們死亡的信件，當然信中的內容是經過嚴格審查的。信中描述了孩子們被擊落的過程，但很少有細節描述。例如說吉米·戴伊被派遣到夜明山無線電臺幫助破解資訊；迪克·沃爾霍夫在父島存活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馬弗·梅爾尚被火化並被安葬在大村公墓，1946年1月20日被挖出來運到父島後同年11月14日被再次安葬。而關於他們被砍頭以及屍體遭到的凌辱則隻字不提。

許多年以後，我得到了有關在父島犧牲的飛行員們的軍隊服役記錄。這些記錄至今仍禁止向其家人們透露。至於我得到訊息的來源，我已經答應不公開了。他們的服役檔案清楚地表明誰曾遭到刺刀刺，誰被砍頭甚至被日軍吃掉。儘管母親們不顧一切地懇求，以期知曉他們的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有關細節從未向其家人們公開。

一些家庭將痛苦藏在心底，那種巨大的痛苦是無法言表的。“對弗洛伊德的回憶就是沉默，”他的弟弟詹姆斯後來告訴我。“那時沒有心理諮詢，我們都把它埋在心底。1955年，我的父母去看了他的墳墓，關於這他們沒說太多。”

其他的家庭則選擇宣洩內心痛苦的方式。馬弗的死使得他的家庭走向分裂。沒有屍首，幾乎沒有訊息也沒有任何專家諮詢，使得他們沒有發洩的途徑。馬弗的父母老霍伊特、克拉賴娜以及他的哥哥小霍伊特本來就酗酒，現在更是整日借酒消愁。作為倖存者，小霍伊特總是有一種特別的內疚感，當初就是他說服弟弟參軍的。一天晚上在喝過幾杯酒後，克拉賴娜的話使得小霍伊特感到更加痛苦，“我真希望當初是你死了。”

老霍伊特和克拉賴娜放棄了都市生活，他們搬到了加利福尼亞的教堂峽谷；住在沙漠邊上的一個車庫裡。他們在電爐上做飯，睡簡易床，借酒消愁。一位親戚告訴我，“克拉賴娜有一次曾在沙漠裡遊蕩了幾周，沒有人知道她在哪兒。”

像許多父親一樣，老霍伊特把苦痛藏在了內心深處，從不外露。1951年他死於心臟病，享年59歲。克拉賴娜於1955年去世，也是59歲。在她的死亡證明上，死因一欄為“肝硬化”。在病情時間狀況一欄只有一個詞：“好多年。”

小霍伊特後悔勸說弟弟參加海軍，他從未從這種內疚中擺脫出來。1958年他去世了，年僅38歲。他的死亡證明上寫著他已患肝硬化三年多了，並且還有十年多的酒精中毒史。

小霍伊特將他的父母葬在了馬弗墓附近的聖菲國家公墓。為了表示他的內疚，他沒把自己和家人們葬在一起，而是選擇了加利福尼亞洲的英格爾伍德紀念公園。

許多年以後，我和小霍伊特的三個女兒進行了一番交談。現在她們都已經50多歲了，儘管她們對父親對叔叔的遭遇的感受有些模糊的認識，但關於馬弗是怎麼死的，她們什麼都不知道。她們一直以為叔叔是死於飛機墜毀。

我告訴蘇珊·梅爾尚，她們的父親知道叔叔並非死於飛機墜毀，叔叔在落到父島列島的時候還活著，然後她沉默了一會兒，接著蘇珊說：“這就是為什麼小時候，總是看到父親一個人晚上坐在房間裡，在黑暗中吸菸、喝酒、抹眼淚。”

和其他許多失去親人的家庭不一樣，約克一家並未保持沉默，而是常常議論起格雷迪。“母親總是哭，並且常常講他是一個多麼好的孩子，”格雷迪的妹妹珀爾·迪芬德弗告訴我。“我記得她說了好多次格雷迪是如何的與眾不同。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從不出去喝酒，相信上帝而且為國家作了貢獻。”

格雷迪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