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日本成了美國海外的第三大主顧。美國現在已經取代英國而成為絲綢出口的主要市場，日本則越來越仰賴從美國進口石油和戰略原料。日益都市化的日本人民，因產生了新的希望而振奮起來，他們迷戀西方的生活方式、爵士音樂和好萊塢電影。一九二三年東京遭地震破壞後，美國提供大量美元貸款，資助日本重建東京，雖然後來因日本指責利率太高而引起了摩擦。美國駐日本大使那年報告說：“我所到之處，都聽到這樣的意見：我們兩國終於互相瞭解，認識到我們靠友誼建立的團結比紙上條約建立的團結更加牢固。”

翌年，由於國會透過了制止大規模移民的原籍法，美日關係再次緊張起來。原籍法絕對禁止東方人移居，卻允許一定數額的歐洲人移居美國。它同“白入澳大利亞法”一樣，又使人想到，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在推行種族主義。日本對這種“種族侮辱”提出了抗議。極端民族主義的“愛國團體”本來就已經擔心傳統的價值觀念遭到腐蝕，它們呼籲抵制美國的商品、電影和音樂。但是，這幾乎沒有對公眾產生任何影響，看來公眾已經陶醉於模仿美國電影。到美國學習的日本留學生和帝國海軍學校學生從私人參觀訪問中發現，美國確實是一個物質無限豐富，工業力量強大的美好國家。

由於日本國會的多數黨連續組成幾屆穩健的政府，由於日本日益依賴美國的經濟，日本的帝國主義分子在二十年代的經濟繁榮結束之前，一直沒有能抬頭。“華爾街一打噴嚏，東京就感冒。”這是日本實業家們經常在說的一句笑話，直到一九二九年美國股票市場崩潰，那場金融動亂衝擊了日本的經濟，使日本實業家受到打擊。日元急劇貶值，迫使日本拋棄了金本位制。日本的主要出口品生絲喪失了市場，數百萬靠養蠶維持生計的小農破產。隨著世界經濟蕭條的進一步加重，西方國家高築關稅壁壘，保護本國萎縮的工業，這使日本的工業品市場喪失殆盡。國民的不滿情緒增長了。“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之流居於日本經濟最高統治地位的大銀行和大企業巨頭——遭到力主進行土地改革的左派集團和越來越多的先業者的反對。日本軍隊中的民族主義分子，本來就因受到限制海軍軍備條約的約束而感到憤怒，他們指責日本政府讓步過大，由於沒有能利用在中國大陸上的良機，以致過於依賴美國。

這場經濟蕭條的後果，是促使日本再次咄咄逼人地擴大它在亞洲大陸的權益。在滿洲守衛日本鐵路和煤礦的帝國關東軍，現在面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強烈的威脅。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後，備受戰禍的中華民國的總統職位，落到了野心勃勃的、年輕的蔣介石將軍手裡。事實證明，蔣介石是個既殘忍又很有力的領導人，他發動戰爭，要粉碎曾同政府結成不穩定聯盟的共產黨派系。蔣介石決定把各省的軍閥置於他的國民黨的統轄之下，他於一九二七年把國民黨政府從廣州遷到長江下游的南京。接著，他出動國民黨軍隊進行“北伐”，次年到達北京。這促使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的權力擴張，並促使蘇聯增加了支援。

由於華盛頓公開鼓勵蔣介石的“反帝運動”，東京火冒三丈。美國被指責違反四國公約，因為國民黨軍隊向北進軍，被看作是威脅日本在滿洲的廣泛的經濟和工業利益。這引起軍事官僚集團的不安，因為明治憲法已經授予他們統管陸海軍和保衛國家安全的不可侵犯的最高權力。在一九三○年倫敦海軍會議期間，政府中的穩健派文官同軍人領導集團間日益加深的分歧進一步激化了。海軍十年不造主力艦的期限就要結束，日本帝國海軍想把它的戰列艦增加百分之十。美國艦隊的力量甚至已經低於五比五比三的比例，它不想讓日本在太平洋獲得優勢，因而不僅抵制日本的這種要求，而且想把對主力艦的限制擴大到包括巡洋艦在內。英國認為巡洋艦是保衛大英帝國的必不可少的戰艦，它在華盛頓會議上力主把巡洋艦排除在外，十年後仍不願意作出讓步。但是，由於在日益嚴重的經濟蕭條中竭力維持生存的工黨大刀闊斧地削減皇家海軍的經費，英國再次站到了美國一邊。雖然海軍將領野村吉三郎率領的日本代表團離開倫敦時實際上同意的是巡洋艦對美七比十的比例，但是，東京的以文官為主的內閣卻因放棄了擴建戰列艦的計劃而在武裝部隊面前丟了面子。溫斯頓·丘吉爾認為，倫敦海軍會議是“西方世界踢開一個亞洲強國”的又一個例項，日本軍方對此的反應是迅速的。帝國海軍的青年軍官們怒不可遏，群起反對，他們指責政治家們出賣了國家。十一月十四日，濱口雄幸首相在東京火車站遭槍擊。雖然大手術救了他的命，但是在這次謀刺事件後，陸軍和反對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