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作是“英國在‘搞鬼’的產物”。

審查與顛覆

這些無線電情報資料提供的許多新的內情是由於材料來源是直接的，以及密碼員用鉛筆在空白處寫的註解（有許多註解後來被刪去），這些註解和日期與時間的標記表明，訊息是何時收到的，何時由何人澤出的。這些情況對於正確評價情報材料的重要性，以及某個資訊怎樣對事態的程序起了決定性的影響是非常必要的。這一點往往是不易做到的，因為看來國家安全域性審查檔案的主要目的就是儘量隱瞞作出這種估計的過程。這一點對“魔術”的簡報特別明顯仍但是難以理解的是，例如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海軍情報關於日本航空母艦在何處的估計報告中，有關敵人主要打擊力量的（c）段為什麼全部刪去了。

嚴格的審查（有的時候整頁整頁地被刪去，只留下一個頁碼）使人猜測，如今看不到的材料在一九四一年時必定是極端重要的，如果在四十年後還被認為是如此機密，必須在複製的過程中用紙條遮貼的話。正如萊頓中使對珍珠港事件調查團說明的那樣，如果日本航空母艦在出動襲擊的前幾周曾經有人用任何訊號同它們聯絡過的話，這些航空母艦的無線電臺始終保持沉默，他當初一定會立即大起疑心，所以“魔術”記錄中引人注目的空缺，向歷史學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情報，由於向總統、國務院、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供情報的材料數量極大、渠道眾多，作偵察性的研究往往可以發現經審查人員的手放過而失去的證據的一些線索。

“魔木”小組截獲的一九四一年日本外交信件現在第一次可以按順序從頭到尾查閱了——儘管有大量刪節——使人極為詫異地看到，從官方立場說來是守中立的美國，尤其是華盛頓。原來已經變成了陰謀詭計和間諜活動的中心，看來羅斯福政府最內層的圈子裡，有那麼一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被東京和柏林當作是珍貴的情報來源。誰是那位神秘的“J　某和w　某”呢？據日本大使報告說，他們都是可靠報信人，因為他們“同總統和總統夫人有來往”。誰是那五十萬美元的獲得者呢？這筆錢是駐華盛頓人使館的特務頭子寺崎五月份“為開展情報工作”領取的。同樣引人入勝的可能性是，在寺崎產明他的布朗大學同學國務院歐洲司的w　某和參議員G　某是五月十九日截獲情報的來源後，他們就被用來向駐美國的日本間諜頭子“輸送”情報了。寺崎給東京的電報還透露，他如何培養了一些“非常有影響的黑人領袖”，希望能引導種族不滿情緒去“挫敗美國為國防和經濟制訂的計劃，也是為了從事破壞活動”。可以推測，羅斯福決定把“二世”①居民拘禁在中西部的營房裡，就是根據“魔術”小組截獲的外交信件提供的證據，說明寺崎在“我們飛機工廠的第二代工人”中有廣泛的情報人員網。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截獲日本大使館的武官們從華盛頓和柏柞提出的大量報告。一九八一年春季才第一次可供公開查閱的這些電報提供了從日本人和德國人的觀點看待情報方面的令人著迷的詳細記錄。雖然很清楚這些電訊在一九四三年以前不是當天破譯的，但是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截獲的那些材料當時都記錄下來了，到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才最後破譯出來。所以其中的訊息是美國情報機關在珍珠港事變以前那段重要的時期所不曾知道的。這些材料提供的證據為重新作出歷史估計開闢了新的視野。

武官的報告很清楚地表明，關於希特勒將在一九四一年夏季進攻俄國的計劃，東京先期得到證據達到了怎樣的程度。此外，日本人得到德國人的通知——由丘吉爾內閣內部人士走漏的訊息——說是英國政府實際上已經決定最後終將放棄遠東。這些電訊透露了柏林強迫東京參加反對俄國和英國的戰爭達到了何等程度；德國人透露了紅軍沿西伯利亞前線佈防的詳細情況，還根據檔案說明美國並不情願為保衛英國或荷蘭在遠東的領土而參加戰爭。東京在整個一九四一年多麼不願意考慮同美國作戰也是很清楚的。日本人懷疑德國的動機。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帝國參謀本部副統帥要求他的駐華盛頓武官“對德國武官的真正意見作一次認真細緻的調查”，事先柏林有一份報告給東京，聲稱“美國政府大概無意為俄國火中取栗”，以及羅斯福將採取“恐嚇協威脅”的手段，“大肆炫耀海空軍實力”，當時美國的艦隊還很虛弱，不能在遠東作戰。其他武官從馬尼拉和曼谷提出的報告表明，日本人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對英國和美國的軍事建設是何等密切注視的；馬來亞的防務是如何遭到反對印度陸軍的宣傳運動所破壞（由蘇帕斯·昌德拉·鮑斯在東京籌劃的），以及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