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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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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結果是向窮人所需的消費品徵稅,來付利息給富有的債券持有人,而這些人很多是南京的官僚。國內的生產投資和國外資本借款,都被這些反發展生產的財經政策所阻撓。在南京政府的這10 年裡,農村經濟也許仍然是一潭死水,其生產並沒有顯著的增加。再加上伴隨而來的還有自栽國力的“官僚資本主義”的增長。這種官僚資本主義體現為官吏和政治集團控制工業和財政,他們操縱政府專賣事業、金融、開發計劃和機構,以營私自肥。

這些有悠久傳統的“升官發財”的目標和做法,使南京不能形成一個健全的、有償付能力的財政體制,更談不上衝破難關,實現一個真正能夠自行維持再投資和工業化的過程了。他們並不利用政府銀行的聯合機構提供低息貸款以促進經濟發展,而是向政府債券持有者支付高額利息(如果把購人公債時你所享受的折扣算進去,利息高達20 %至40 % )和支付極其浩大的軍費。這樣,儲蓄金額就流人政府經常開支和私人投機的途徑,而國家的資金來源,即使是為了軍事目的,也沒有調動起來。

地方政府

國民黨統治下的地方行政從縣向下分佈,當時全國已增加到大約2 以犯個縣。正是在這方面,國民黨政權面臨著中國任何政府都必須解決的中心任務:如何從城市基地去統治農村社會。

在帝制時代,縣官的主要任務是徵收賦稅:田賦、徵糧、鹽稅、關稅以及包括貨物過境稅在內的種種雜稅。官吏從村民徵來的這種稅款,只有一小部分送到北京。每年上繳到京師的稅款有固定的分配數額,有時可能要按北京的指示轉交他省。但是在呈報的稅收中,北京僅收納一部分,可能不超過1 / 4 。總之,官吏要從中撈取一把,藉以為生。知縣這個負責收稅的官員必須從他經手的公款中取出一部分,來養活他自己、他的稅務工作人員和私人幕僚以及接濟他的親戚。

由於19 世紀的生活日益艱難,有勢力計程車紳地主家族常能同收稅人員做成交易,少納一些稅款;於是小戶農家就往往求他們保護,結果大士紳本身就成為非正式的稅吏,他們收集老百姓的稅款上繳官署,同時收取佣金。大地主家族還可能設有帳戶去收納佃戶的田租,並得到當地縣官下屬的幫助,去脅迫欠租的佃戶。這樣,當地士紳和當地官吏合力向村民榨取田租和賦稅,這種做法對國庫並無好處,只會日益損壞政府在人民大眾心目中的形象。

在19 世紀中葉鎮壓太平天國等叛亂期間,地方士紳在維持秩序方面也同樣擴大了他們的作用:當時地方士紳主動動員團練,先是作為官方批准的地方自衛部隊,接著在達到較高水平的軍事化之後成為職業僱傭軍或“鄉勇”組織起來的流動部隊,由士大夫將領個人招募、訓練和指揮。曾國藩不過是這批儒將中最出名的一個而已。

士紳階級在20 世紀起了分化。1905 年廢除了由來已久的科舉制後,就不再出現有功名計程車人了,同時新式中學堂和大學堂的畢業生都聚集到城市裡去生活。身居外地的地主勢必多起來,鄉下有文化計程車紳起了變化,他們的數目很可能比以前少了。在軍閥統治下,地方行政同農民生活情況一齊惡化。地主統治階級不再是全國最上層計程車紳,不再受孔孟之道以天下為己任的訓誨,他們變得甚至比以往更加狹隘自私。秘密會社如山東的“紅槍會”和四川的“哥老會”成為地方上有產家族的工具,以保持他們免受地方民眾的騷擾和官吏的敲詐勒索。這些會社組成支會遍佈各地,每個支會各有其辦事機構、金庫和首領集團,能夠動員手下的秘密會友,協助各姓大族控制如成都平原那樣沃地的鄉村。秘密會社執行其計劃的力量是那些職業惡棍,而它們的收入則來自保護非法活動:賭窟、妓院、大煙館或逃避政府捐稅的非法市場。與這一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