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地自容。他在抨擊自己的時候就為坦白和自我譴責作好準備，他感到自己好象是思想上患有毛病，需要醫治。

第三個階段是屈服和新生。當他的最後思想總結或坦白被小組和領導所接受時，他可能會感到精神振奮，洗滌乾淨，變成了新人。這種歷時數月之久的過程，是一種經過他人啟發的大規模宗教阪依過程，有點像我們自己的鼓動性福音佈道會，但增加了壓力和心理治療的因素。個人已經受到一番處理，他自己本性的源泉已經使他承受了壓力，而他這種從自我誘發的緊張心理狀態中擺脫出來，是同黨的客觀權威有關係的，此後他就要一切依靠黨了。這是因為，黨的目標不僅要控制守紀律的積極分子，而且要變更他們對自己的看法，變更他們的目標和價值標準，以改進他們的工作。他們拋棄了家庭和父親，而另外接受了黨和革命。

這個過程對於可以訓練的年青人最有成效。就老一點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從西方留學回來的知識分子來說，批評、自我批評和坦白只會是他們已經成熟的經驗外面塗上了一層虛飾。北京教授們發表的許多講話都是形式上的。他們譴責西方資產階級的腐朽影響和他們以前所受的毒害，在譴責時也許還為他們受到引誘而背離其固有文化而有點內疚。但他們這種自我批評的重要效果並不在於改變他們個人，而是使公眾認為他們是新秩序的擁護者。這樣，惟一能代表西方非共產主義影響的一個階層就把自己中立化而不能成為年輕人的師表了。

共產主義與儒家是想。凡在中國生活過的，幾乎誰也不會相信，一場不管多麼勢不可擋的革命能把難以推動的中國改造過來。以上關於思想改造的概述，不應被理解為那種運動能輕而易舉地改造中國人的性格。然而，思想改造是長期的戰略，其目的在於維持一個受控制的局面，使人們對現政權即使不是真心愛戴，也要在口頭上說些好話，直到一代社會主義新人能夠接替他們為止。

此外，從中國的文化遺產中，專制主義的傳統可以用來為現代服務。例如，儒家學說在其一個方面與馬克思主義有某種共鳴之處，但並不完全一樣，只是部分一致。這個共鳴之處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布林什維克強調要把理論變為革命實踐，主張理論本身並無價值，而必須用之於實際活動，作為我們不僅瞭解世界而且改造世界的工作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科學”；　當它用於實踐時，必須成為一種倫理學，一種能夠鼓舞人們的整個思想和行為的人生哲學。自我批評是為此而必須採用的訓練的一部分。共產黨還有一個原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應按每個國家的具體背景來運用，要把共產主義思想同當地的傳統結合起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適當地結合起來”。

共產黨的自我批評有點像儒家的自我修養學說，特別是像16　世紀哲學家王陽明（1472　一1529　年）所倡導的那種形式的學說。王反對知知行的二元論石在王看來（借用戴維？　尼維森的說法）；　“所謂知就是知道怎麼做並且知道應該做什麼。”完全真誠的人應當把他的道德觀念在同樣合乎道德的行為上表現出來。因此，王和其他一些人竭力主張自我修養，認為真正的哲學家可以透過這一過程把他的思想和行為統一起來，這樣知就見諸於行，而行能增益其所知。這個思想在孫逸仙的“知難行易”說中反映出來，其後在蔣介石的言論中也有所反映。

儒家的自我修養不是一種集體行動，但它強調指出人性是可以從道德上加以改善的，中國古人相信透過適當的倫理教育和規勸，可使一個人成為社會上有道德的人。個人的自我修養和集體的自我批評有某些共同之點。延安的思想改造曾襲用中國的傳統說法，並援引了儒家的權威論點。劉少奇認為，好的共產黨員必須透過自我修養、透過“慎獨”來鍛鍊自己，這樣他就會靈活而機智地服從黨的領導。劉說，一個人由於比較深刻地意識到自身所受的歷史影響，就有可能在歷史過程所限定的範圍內，確實獲得某種程度的自由感。這樣，儒家的教導是要人們忠於家庭、父親和皇帝，毛澤東主義則把效忠的物件變為人民、黨和領袖，併為此引證了古書中的話。

大學擬評與政治批評。在思想改造過程中，中國文學界必須遵照毛澤東1942　年關於文學藝術所說的名言，即文學藝術是階級鬥爭的政治工具，是完全從屬於政治的。當時運用了開會、聲討和出專刊的全部力量來攻擊朝廷，把他作為“腐朽的美國資產階級實用主義”的象徵。有一次運動是為了反對胡適把18　世紀著名小說《紅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