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勁沖天時而無動於衷——的影響。我們長期以來對東亞的關心時冷時熱，這是由美國生活中許多複雜因素決定的，其中包括這樣一件事實，即那時我們並不像英國那樣要依靠海外貿易。我們去廣州比人家晚，但我們進人加利福尼亞甚至還要晚一些。西班牙人，以及一度是俄國人，都比我們先到北美的太洋沿岸地區。（促使美國在1823　年提出門羅主義的因素之一，是1821　年俄國沙皇頒佈放令，聲稱北緯51　度以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區歸俄國所有。）我們在1818　一1824　年期間的幾番努力，使我們在北美大陸上的立足點伸展到太平洋；但是，在墨西哥戰爭、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佩裡開啟日本門戶、40　年代50年代向西推進之後，是另一段無精打采的時期。華盛頓對它向太平洋彼岸的擴張在很長時期內不感興趣。在東方的美國人曾多次提出計劃和建議，但美國政府不為所動。從廣州前往臺灣的美國人考察了該島，修築港口，升起了美國國旗，運走了大約78　艘價值達50　萬美元的船貨，並慫恿駐華美國專員倡議割據該島。對於這個建議，國務院甚至不給答覆。當俄國人鑑於阿拉斯加戰時不易防守，承平時期又無利可獲，而於印年代決定出售時，國務卿西沃德很難說服國會批准收買。眾議院拖了9　個月，在俄國公使花了幾千美元賄賂之後，才透過了撥款法案。在這種對東亞問題言行不符時冷時熱的現象背後，我們也許可以覺察出文化差異這一難以處理的問題。我們關於中國的民間傳說和公眾態度，使人產生一些不一致的印象：異國情調的、理想化的或惘然若失的。這些印象在我們歷來的思想中都同時存在過，但始終調和不起來。

用獵奇眼光看待中國的人，通常強調文化上的種種怪現象：男人有辮子，婦女裹小腳，文人留長指甲，吸食鴉片以及近世以前的其他外部標誌。喜歡聽人咬狗之類故事的讀者，還可以從“中國人吃耗子”這樣的珍聞中得到滿足。獵奇者又大肆宣揚西方人津津樂道的所有“中國的”東西，如“雜碎”、月形門、賣給旅遊者的精巧手工藝品等等。他們強調別具風格的東西。“中國每樣東西都同我們相反。”男人穿長袍而婦女穿長褲。書是從上往下從右往左讀的。湯最後送上餐桌。喪服白色，新娘穿紅衣。姓在名前。羅盤針指向南。左邊是上座等等。美國人的俏皮話如“孔子曰”、“鬼機靈的中國人”和“莫測高深的傅滿洲博士”等也屬於這個範疇。還有一些獵奇傳聞，是所謂中國人毫不計較所受的苦痛以及東方式的非刑拷打傳統，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這些現象分別同經濟生活水平和政治生活水平較低有關。

用理想化的眼光看待中國的人有更多的內容可談。這可追溯到18　世紀歐洲人想象中的中國賢君明主的專制政治，認為可以當作歐洲模仿的模樣。在這種對中國懷有好感的看法裡，包含著我們對東方智慧的尊重，因為這種智慧曾經引起埃默森和新英格蘭先驗論者的興趣。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和傳教士懷著中美之間的結成“特殊關係”的想法，認為基於共同的特點、社會準則和相互尊重，可以結成一種超文化的友誼。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曾把愛好理想化的感情施之於1943　年周遊全美的蔣介石夫人以及抗日戰爭初期共產黨八路軍游擊戰士這樣一些迥然不同的人物，這兩種人物都被懷有明顯偏愛的美國公眾認為具有不可思議的品德。當美國仍向日本供應戰爭物資的時候把中國的抗日戰爭理想化，這無疑是因為內心有愧；但我們週期性的中國熱中還有美國民從的其他心理因素，特別是我們對後人的同情心。1894　年，中國還是一個龐大的古老帝國，而日本是個剛冒出頭來的向西方學習的學生，那時美國輿論同情日本的對華戰爭；根據這個同情弱者的原則，我們在1904年又同情日本的對俄戰爭。只是在1905　年以後，當日本行將成為遠東的最高權威頭目時，我們才開始對日本懷有戒心。30　年代的美國輿論支援裝備不足的英勇中國愛國者奮力抗擊日本的侵略。這種情緒特別明顯地表現在戰爭初期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援上。然而，當中國共產黨人以少數勢力代表農民的利益同壓境的蔣介石大軍進行苦戰時，我們這種對弱者的同情心理又傾向於共產黨人。我們對弱者命運的關心，隨著交戰雙方誰的事業看業比較正義以及誰比較弱，使我們把同情心從交戰者的一方轉移到另一方。也許有人會提出疑間，既然美國奧論對日本、蔣介石或中共的看法發生那麼大的變化，這三方本身是否有了同樣大的變化呢？

對中國表示失望的看法有案可查者甚多，因為19　世紀的美國人作為人類進步事業新的熱心倡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