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一陣暴力行動，從而使解放軍獲得了更多的權力。對黨的抨擊，已經把民政權力給了軍隊。

在這狂暴的混亂中，大中學校都關了門，知識分子和專家正在受到衝擊，學生從事打派仗的革命。透過武裝派性活動起來造反的，大抵是不滿所分配的工作（特別是分配在農村）的畢業生；也有缺乏專長，不能滿足生活要求的退伍軍人和臨時工。他們得不到他們所希望的工作機會。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復興精神”（借用埃茲拉？　沃格爾的說法），並不能解決發展經濟和政治的基本問題。1968　年秋，包括過去紅衛兵在內的幾百萬青年學生被遣送到農村人民公社去。隨同他們一起下去的有許多城市幹部，因為正好利用這個機會來精簡政府人員，並把城市無業居民趕到鄉下去。

1968　年10　月，毛又操縱了十二中全會，“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終於被清除出黨。1969　年4　月召開了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事前各省召開了許多會議進行準備，所提出的代表名單都經過中央篩選。選派的1500名代表選出了一個新的中央委員會，該會又選出政治局和五名常委，其中只有繼續擔任總理的周恩來不是狂熱分子。新黨章指定林彪為毛的接班人，而在擁有279　名正式和候補委員的新的中央委員會中，軍人佔了絕大部分，並且只有53　名委員是上屆中央委員會留下來的。毛確實已經清除了他的所有反對者，其中許多是老一輩的當權派。文化大革命把他們的權力轉移給了軍方，黨組織的這一部分是他們自己的效忠基礎的。

後果。文化大革命產生了派性，一群人痛恨另一群人，使黨的團結從上到下遭到破壞。這場革命把黨組織內忠心耿耿的人打散之後，培育了激進的極端分子，實際上只剩下一小撮包括毛妻江青在內的教條主義十足的狂熱分子，由他們來控制文藝、宣傳工具和教育。為了保證中國將來的無產階級化，他們力圖只許工農子弟有權享受較高的教育，升入大學的學生必須中學畢業後有兩年的實際工作經驗，經過其工作單位提名和黨組織批准。各個大學發現這些學生往往程度太差。與此同時，江青及其同事想給中國人民生產出新的“無產階級”文化，但他們的八個樣板戲和其他作品枯燥無味。激進分子部分地以上海為基地，並依靠1965　年以後出現的積極分子，繼續進行毛的道德改革運動，反對謀求私利的實利主義，要求人們以真正社會主義的獻身精神“為人民服務”。他們的政治迫害行徑在“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個口號上反映出來。比較注重實際的一派，是絕大多數在職的行政人員，他們仍然關心物質刺激以促進經濟生產，並關心技術專長以幫助發展中國的物質文明。在毛主席的最後幾年裡，“激進派”主宰了宣傳部門，而“務實派”則經管行政工作。

1969　年後，曾大力進行重建黨組織和恢復生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當作目標的大部分幹部官復原職。但是，在毛似乎已經從戰術上越過文化革命這一階段之後，身兼國防部長和統治集團第二號人物的林彪（好久以來被吹捧為毛的“最親密戰友”並被指定為接班人）不僅領導了一派有勢力的軍人，而且顯然還念念不忘文化革命的激進主義。林不久就發現他遭到毛一週的聯合反對，陷於孤立，並且眼看就要失敗。1971　年9　月13　日，他死於撞毀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飛機裡。幾乎過了兩年（原文如此），官方才向中國人民和向世界說明，林彪曾陰謀殺害毛，被發覺後死於逃亡途中。

林彪垮臺後，軍人在政府中的作用減少了，黨又重新建立了起來。1973　年8　月召開十大，出席了代表2800　萬黨員的1200　多名代表。大會是秘密進行的，只開了四天。在領導人物中，代表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年輕人和重新露面的老黨員旗鼓相當。新的中央委員會基礎更為廣泛。1973　一1974　年掀起了“批林批孔”學習運動，來揭露他們的反動觀點，儘管林彪和孔子在歷史上相隔2500　年。1975　年1　月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會期甚短，出席代表2800　人，透過了新的表法，更明確地規定政府要受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共領導。代表大會力求象徵性地恢復黨的團結，為更換領導預作準備，因為那時周恩來總理和毛澤東主席都已身患重病。經過七年的銷聲匿跡之後，前總書記鄧小平這位曾被譴責為第二號走資派的文化大革命打倒物件，在1973　年重新出來，並且馬上就恢復權力。他顯然有助於削弱軍人在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到1975　年，他成為黨的一名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員，兼任總參謀長和政府地位較高